因而，古人说：“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人物志·接识》）然而，中国历史上策士英雄大展身手、纵横捭阖、声名显赫、争奇斗智的年代，最为光彩的要算是春秋战国了。那是一个策划家的时代。据《史记》与《战国策》等古籍记载，中国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互相征伐，后来又出现了“七雄”争霸，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斗争激烈，错综复杂。基于形势需要，读书人中出现了一个专门做说客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所谓“策士”、“谋士”阶层，谋略之学也发展到了奇妙精微的程度。他们穿梭奔走于各国之间，“巧言饰辨，诈为权变”，运筹策划，出谋定计。其奇才俊士，往往凭着一篇游说词或者某项计谋，就可左右局势的发展，决定一国的安危存亡。七强相争时的谋士们因大体上分为“合纵”与“连横”两派（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合纵派主张六国联合抗秦，连横派主张六国分别事秦），被后世称为“纵横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苏秦与张仪。苏秦、张仪，这两位“合纵”、“连横”的发明者，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策划大师。他们在七国之间穿梭来往，向各国君主进行眼花缭乱的巡回演说，使那些庸碌无能的君主们头晕眼花，无所适从，甚至唯唯诺诺，跪而求教。

特别是苏秦，简直成了智能的化身、计谋的代号。“合纵六国”，就是他的一大策划，结果是六国联合结盟抗秦，苏秦还当上了“合纵长”，即“联合国秘书长”，“佩六国相印”，“总辖六国之民”。他“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延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于是“天上之大，百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可见，策士的谋智在当时是关系一国之生死存亡的。《战国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歌颂了那些从穷乡僻壤冲杀出来的纵横捭阖之士，公然提出“士可贵，王者不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策划家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当时已经把智力当做商品一样出售，所谓“待价而沽”。为了昂其“值”，他们大力吹嘘 “口舌之功”。过去的儒家重“义”而非“利”，甚至在说教时斥“利”而颂“义”。纵横家则勇敢地撕开了这一层虚伪的面纱，旗帜鲜明地提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们以“名利双收”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求“扬名”为杀身的报偿。“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几乎成了策士们的口头禅。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是纵横家的武器，他们在策划中十分重视审时度势，苏秦曾提出“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背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这种尊“时”的思想在《战国策》中比比皆是，所谓“百世之一时也”、“百代之一时也”、“务兴于时”、“时不可失”之类的策论，随处可见。战国时代对智能、策划的崇尚以及策士尊贵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一种奇观，它标志着人们的初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较量和蛮力相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的较量。因此，人的价值、智能的价值、策划的价值就不能不受到重视。世界著名“脑库”1950年年初，朝鲜战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