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评价一个人，如果他成功就赞美，失败就贬低；吹捧身居高位的人而压制地位低下的人，这是有悖春秋褒贬本义的。1976年10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以后，有人提出，要以军事科学院的名义，写一篇从历史上论述华国锋为解放军统帅当之无愧的文章。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不同意，说：“我们搞了这样的文章，怎样向老同志交代？”这篇文章因此才未公开发表。1996年，原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在为《长征大事典》写的序言中说：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见习排长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也是许多原华东野战军将士观看影片《淮海战役》后感到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的原因之一。粟裕晚年谈到华东战史时说：“六十年代编写华东战史，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做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而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北京大学教授茅海建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统也指出：“自50年代后期起，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在政治上受到错误对待，他们的历史功绩逐渐成为研究的禁区。60年代的‘左’倾思想，更使革命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毛泽东被置于不恰当的位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研究人员遇到了困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实事求是，党史、军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1984年2月粟裕去世，尤其是10年后的1994年12月，刘华清、张震代表军委发表《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给粟裕1958年的所谓“罪状”平反，并称赞“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后，他的部分历史才渐渐地接近真实，但对他在军史上的评价依然偏低，一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1996年出版的某出版物仍然称：“华野在陈毅领导下，在外线开展了沙土集战役，陇海、平汉路破袭战役，洛阳战役，开封、睢杞战役。”而事实是，平汉路破袭战役时，陈毅已经离开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先到华东野战军后方基地朝城检查工作，再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谈后勤供应问题，后来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和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濮阳华东野战军驻地。在这段时间内，粟裕独立地担负起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和豫皖苏解放区的领导指挥重任”；开封、睢杞战役时，陈毅已经调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由粟裕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战役之前，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人，明确指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世友）、谭（震林）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显然，撰书者学术上的严肃性与严谨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为甚者，该书将粟裕与山东野战军主要领导人之间长时间争论之后，在毛泽东明确支持下，才创造的七战七捷之功也予以转移。书中称：“1946年内战爆发不久，陈毅接受下属建议，苏中部队不急于出击淮南，而是在苏中打几个胜仗再出击的建议。这就使苏中的3万部队能利用苏中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取得七战七捷歼敌5万人的大胜利。”

人们的思维定势是不易改变的。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归纳出党史研究的九种现象，其一是以论阉史。史料是“足”，结论是“履”。如今还有一部分人削足适履，宁可阉割史实，也要紧抱陈旧乃至错误的结论不放。显然，军史研究也如此。对待粟裕，便是从他的大将军衔逆推他的军事才华，从他非野战军正式司令员的官衔逆推他的贡献。即便如此，粟裕的发现也使人感觉有重写军史的必要。

胡锦涛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而对待创造这些历史的人物，后人应当实事求是书写他们的历史。不尊重历史事实既是对自己民族文明的不尊重，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不尊重。一个健康的民族，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一个人也是这样。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正如李商隐所言：“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陈丕显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评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恢复粟裕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实事求是、完整地展示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并加以学习、借鉴，是拂去功利、权势、虚名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后人应有的态度。

因此，将在人民解放军和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粟裕军事思想和战役指挥艺术予以挖掘整理、发扬光大，是中华文明史尤其是军史的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如果我不吝鄙陋与拙劣撰写的这本书，能给更多普通人士以全面、真实走近并了解粟裕大将军的机会，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