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粟裕收到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⑤毛泽东在电报中不仅肯定了粟裕发起淮海战役“先斩后奏”的举措，而且明确授予了他在今后行动中“机断专行”的权力。这是粟裕行使了淮海战役主要指挥之责的重要标志之一。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果断决策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两天里，何基沣、张克侠两名地下党员率所部成功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通路。同时，华东野战军全军在粟裕签发的《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的命令下，分三路向南挺进，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并迅速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惊叹：“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粟裕后来回忆说：“如果再晚四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11月6日，蒋介石又调华中“剿总”所属之黄维第12兵团至太和、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粟裕在考虑吃掉黄百韬兵团的同时，还随时关注整个淮海战场及全国战局的发展，及时提出关于全局的建议并调整华东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为下一步歼灭整个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80万人创造条件。他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

11月7日，即在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就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议论，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于是连发三电给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和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认为“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要求谭震林、王建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部队按预定计划迅即出陇海线，建议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部队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州之敌退路，“尔后，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可能回撤），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可能收缩蚌埠），或者夺徐州，当依实况再定。但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这样可更有利于今后之渡江作战”。⑥中央军委于11月8日7时复电：“估计及部署均很好。”⑦

在11月9日9时另一电中，粟裕再次建议陈毅、邓小平“即令豫皖苏军区将徐蚌铁道截断，以阻延敌人南撤”。⑧

在粟裕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于11月10日连发三电，指令陈邓集中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铁路，切断徐敌南撤通路；指令华野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三电皆以“至要至盼”⑨作为结语。

在中央军委严令下，中原野战军于11月15日攻占宿县，切断了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徐州国民党军南撤通路于是被堵死，为完成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敌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挽救黄百韬兵团，蒋介石在11月10日召开军事会议并决定：派爱将杜聿明连夜赶赴徐州就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指令黄百韬“固守待援”，指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迅速东进，以及确山地区的黄维兵团立即开向徐州增援。

11月1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分割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切断了其西撤通路。对黄百韬兵团和由徐州东进的邱、李两兵团，粟裕又采取“攻济打援”的战法，以6个纵队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作战目标，同时以7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国民党军，争取在阻援打援中歼灭一部分援军。

这时，蒋介石仅仅发现华东野战军“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并未察觉粟裕有更大的胃口——歼灭其江北主力于徐州地区，他的计划不过是“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而已。杜聿明后来回忆说：“他们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

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于11月11日开始，粟裕致电华东野战军各兵团、纵队首长并中央军委、陈邓，做出紧缩包围、分割聚歼黄兵团的部署。作战过程中，根据黄百韬兵团由驻守之敌变为运动之敌，又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等情况，粟裕及时命令参战部队适时转换作战方式。由运动战转换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近迫作业的办法把交通壕挖到黄百韬的阵地前沿，使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

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徐州后，于12日晚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主力，从13日起沿陇海路南北两侧向东攻击前进，以解救黄百韬兵团之围。杜聿明自信地认为，邱、李两兵团距离黄百韬被困的碾庄圩还不到40公里，一周之内完全可以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