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1950年上半年，粟裕仍然坚持在抓紧准备解放台湾的工作。7月7日以后，当得知毛泽东亲自点将，交给他抗美援朝的新任务后，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理应勇挑重担。但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下面就难以指挥了，会耽误大事。因此，粟裕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

粟裕立即为新任务做准备工作，指令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部选配东北边防军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指令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主力９兵团（辖20、23、26、27军，共15万人）参战。粟裕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粟裕不得不向军委和毛泽东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三野参谋长张震后来在《张震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和军委决定，只要身体恢复情况良好，粟裕还必须准备执行抗美援朝的新任务。书中说：“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请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后经毛主席批复，只同意他休息到8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临行前，粟裕还带病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并对其余各项大事作了必要的部署。张震回忆说：“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

因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去青岛治病，毛泽东专为他配备的两个副手也就可以不急于到职了。副司令员萧劲光在海军司令员任上，副政委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都有自己一摊子事情。因此，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也就建不起来。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周恩来深为焦虑。7月22日，他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自己对边防军工作的建议：

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1)、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2)、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3)、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毛泽东于7月23日复电表示同意，批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日常训练工作暂由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13兵团副司令员，赖传珠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任兵团政委。

军委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暂归高岗指挥，“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可见，此时军委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尔后前往东北组建指挥机构，因而一切只做临时性的安排。应当指出的是，东北边防军原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指挥，此时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代替指挥，同样清楚地表明，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大军区级单位，粟裕与高岗的军内级别是等同的，如同边防军的后勤司令员李聚奎可以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显然二者是平级的。

但是粟裕休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未见好，他心急如焚。8月1日，粟裕特地托到青岛探望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信中说：

“在此休息期间除两手已不如在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南京）时之颤抖外，头晕头痛症并未见好转，文件书籍均不能阅读，每日只能看看报纸，且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出外游览超过一小时，亦即头晕目眩不能支持，但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据医生及一些患神经衰弱症之同志谈，此种病非短期所能治愈，愈重则治疗愈费时日，职以为依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因此请求能批准职给予较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于专心休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

粟裕信中所说的“新任务”即指抗美援朝指挥作战。尽管病情严重，他还是表示：在“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认为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请假休养较长时间后，能早日恢复工作，即履行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的职责。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的形势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上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强调了出兵朝鲜的必要，毛泽东还再次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出动时“用志愿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