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传来。余乐醒有些着急，因为他知道那个液体挥发是有期限的，如果三天还是没有消息，那么液体完全挥发掉，也就起不到毒杀的效果了。

这三天，汪精卫的住处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他不仅只吃少量自备的干粮，不去户外活动，而且还命令自己的随从对屋子进行全面的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奇怪的金属圆筒就从浴室被查抄出来。汪精卫害怕有遗留问题，已经不使用那个浴室。在炎热的天气里，他总是用一个大浴盆烧水洗澡，虽然原始，但是安全。

眼看着汪精卫即将离开河内，戴笠下达了最终命令：“立即对汪精卫实行严厉制裁，不得延误。”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汪精卫一家就有打理行装逃离河内的迹象。行动小组还来不及做出判断，两小时后，汪精卫一家分头坐上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开得远远的，追赶不及了。

陈恭澍和余乐醒面面相觑，以为这下就要彻底跟丢了汪精卫，没想到监视高朗街的人员报告，说两辆轿车又回到了住处，汪精卫夫妇迅速返回屋里，不再出来。

陈恭澍决定不能再放弃机会，当晚立刻实行刺杀。

1939年3月29日晚上，陈恭澍向同住的七名行动人员分派职责。他们事先已经去高朗街多次踩点，也将房子的平面图看了又看，记得滚瓜烂熟。他们知道，在三楼右首那间主房就是汪精卫夫妻的卧室，在如果七人相互接应发动袭击，凭着他们的枪法，可以说是十拿九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