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行动小组的心里，还是在汪精卫的心里，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出发前监视小组又来报告，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一家也来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里。人多，必然给暗杀带来新的困难。

联络组向香港发出问电，戴笠回应：“立刻执行。”

汪府当夜沉浸在忙碌过后的疲惫中。佣人们也很早都休息了。在睡梦中，忽然有人听见斧子劈门的声音。守卫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法国警察局，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一连串闷闷的枪响让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就在三楼右首的房间里，王鲁翘先从斧子劈开的窟窿里用手电照进去，看到床下有一个男人，上半身钻在床铺里，露着光溜溜的大腿瑟瑟发抖。他不由分说，对着男人就是连发数弹。他亲眼看着子弹一颗颗打入对方的脊背，鲜血飞溅。他正要收枪，继而瞟到另一张床下还有一个女人，于是又补了几枪。他正待上前确认两人是否毙命，屋外已经传来了警车的声音。在外头作掩护的余鉴声焦急地吹了个口哨，王鲁翘低声说：“好了。”两人便立刻退出房间，沿路叫上放风的唐英杰和陈步云一起撤退。几个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陈恭澍的接应车飞驰而去。陈恭澍问情况如何，王鲁翘自信地擦着枪说：“以我的枪法，绝对没问题。”

当夜，河内就给戴笠发去了报喜的电报。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原来昨晚他们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鸣。

原来，曾仲鸣听说汪精卫的车被人追踪，就带着妻子来汪宅来探问。也许是为了宽慰汪精卫，曾仲鸣当晚与妻子留住了下来。他们有四个孩子要照顾，人数比较多，汪精卫就让他们住在大一点的主卧，自己搬到客卧。不知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巧合让曾仲鸣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鸣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

戴笠没有想到自己的误刺，反而导致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也促成了汪伪政权的建立。面子丢进的军统局继续把汪精卫列为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准备把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重新捡起军统在蒋介石面前，在国民党政府中，在天下人面前失去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