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社会的发展决定文化与体育的兴衰。18世纪自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西方世界开始大步发展，而中国社会依旧是唐宋以来的旧模样，到了清朝末年，更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偌大国家宛如重病之人，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整个民族的体魄亦柔弱至极。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有的消失，有的失传，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损失殆尽。

从19世纪中叶起，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人士首先觉醒，他们接受了清末进步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政治观点，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和文化，自觉地将开展体育运动作为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手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体育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被中国引进并传播：

一是通过在华的宗教协会传播。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主要以教会学校为依托进行宗教文化活动。在教学中，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还将包括体育在内的全新的课程引入中国教育领域。教会学校中开展的各类近代体育项目几乎囊括了田径、体操、球类、游泳等所有现代体育项目，并将体育比赛的观念带给了中国人。

二是外国侨民的率先示范。中国门户洞开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侨民涌入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在“国中之国”的租界里，继续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当这些体育娱乐活动成为既有数量又有力度的社会活动后，潜移默化地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中国人在感到惊奇之余，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体育活动作为模仿的对象引进自己的生活。

三是洋务派主动引进。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成立北洋水师学堂等教授与国外同类学校类似课程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学员们被教以足球、拳击、体操、跨栏、跳高、跳远、游泳等体育项目。

四是晚请政府实施“新政”，将体育引进课堂。维新派虽然失败，但他们提出的新学和体育主张在“新政”中得到实施。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体操课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使风行于欧美的体操进入中国课堂。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学校是中国人自主接受并开展西方体育活动最早的平台，然后才逐步向整个社会推进与传播。张伯苓位居教育岗位，自有接受西方体育的有利条件，而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结缘，则使其国际化的教育、体育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现在，就让我们来叙述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交往吧：

1895年，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是美国人格林(RobertGiley，一称盖莱)。格林充分利用天津文化人士比较密集的优势，开始从事“接近中国文人的实验”，试图通过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宣扬基督教教义，培养一批具有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基督教精神的“高等华人”，以达到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目的。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高才生以及新式学校的执教者，张伯苓当时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望，成为基督教青年会争取的对象。

格林积极向张伯苓宣传基督教，张伯苓非常赞赏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等服务社会的精神，对于其“本着基督精神，促进德、智、体、群四育发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也十分认同。张伯苓“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的教育方针与基督教青年会所宣扬与倡导的精神，在很多方面都颇为契合。

基督教青年会成员那种奋发进取的工作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张伯苓，这种对个人乃至团体精神的钦佩和折服，逐渐发展成为张伯苓认同和参与基督教的一种感情因素。1907年春，张伯苓因患伤寒住院治疗，包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干事饶伯森在内的一些外国朋友经常前来探望他。1908年秋，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将赴美国参加渔业博览会。出国之前，他应饶伯森之邀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养一周。

在北戴河幽雅的环境中，张伯苓与饶伯森一起读书，彻夜长谈，探讨人生，深为基督教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认为，如果得到这种精神，就能找到拯救中国的药方，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真正为祖国服务。张伯苓离开北戴河的那个晚上，忽然下起了大雨，他本来已向火车站走去，又折返回来，郑重地向饶伯森表示，决定加入基督教。1909年，张伯苓在天津西沽公理会教堂正式接受洗礼，此举一时轰动津门。后来，张伯苓多次谈到他加入基督教是出于他的爱国心。

在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往来的过程中，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相互支持与帮助，互惠互利。一方面，张伯苓在南开学校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与基督教青年会所积极推进的事业极为相近，另一方面，基督教青年会为南开学校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教学保证和高质量的师资力量，为南开增强实力、扩大社会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