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育活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就在会所草场的围墙后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成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标志。1904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出现的乒乓球球台，更是乒乓球运动最早引起中国的见证，成为中国的第一张乒乓球球台。基督教青年会对建立与发展近代天津、中国体育的推动作用，让张伯苓实地感受到了。

其实，早在执教严馆、王馆时期，张伯苓就已经开始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多名美籍干事频繁来往，其中两人就是当年著名的体育运动家，一位是总干事格林，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一位是干事饶伯森，普渡大学毕业的跳高名将。190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学校运动会，张伯苓执教的严馆、王馆是积极的参与者。1904年，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堂的前身）成立后，张伯苓经常请格林、饶伯森教学生足球、篮球，他还带领部分学生参加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运动会，一名学生在跳高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由体育延伸到教育，在南开学校建校之初，时任校长的张伯苓就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林、饶伯森、蔡乐尔等人到南开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还在课余指导学生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及来校讲演。后来又聘请了格林太太、韩慕儒（R.M.Hersey）、郝瑞满（R.S.Hall）、崔伯（P.B.Tripp）等多名外籍教师到南开教授西学课程。张伯苓从他们的授课和演讲中了解了国际教育、体育发展状况，并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南开学校的体育活动，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1907年南开中学堂新校舍在南开洼落成，学校对面空地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新操场，这更方便了张伯苓与美籍干事在体育上的联系。张伯苓经常邀请他们指导学生体育运动，传授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技术，把近代西方体育观念和体育方法引入南开。身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格林非常重视向中国青年传授体育知识，举办球类和田径活动，提倡和联络各校举办运动会。他于1902年发起举办的天津校际运动会，后改为全市官立、私立学校参加的“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校际运动会。

张伯苓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以后，1918年当选天津青年会董事会董事长，1920年4月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主席。可以说，张伯苓提出的“以德育为万事之本”、“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等思想，都能看到基督教青年会对他的影响。而张伯苓与格林、饶伯森的深入交往，并在日后与他们共同发起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使西方体育理念在中国广泛推行，更能看出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体育的助推作用。

张伯苓与格林、饶伯森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继续保持。1908年，格林调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1911年，他曾帮助南开中学成立了青年乐群会。1917年，在格林的帮助下，张伯苓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借助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格林的介绍、帮助，张伯苓以后多次赴美进修，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同时多次赴美各地开展募捐活动，支撑了南开系列学校的私立办学事业。饶伯森后来经常到中国各地巡回讲演，所到之处引起轰动。1912年，他调往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科学讲演普及工作。

通过与基督教青年会外籍人士的接触，包括到欧美国家的考察，张伯苓广泛吸纳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升华。他大胆摒弃旧观念，热心开放交流，学习新式体育学说，引进西方先进体育理念。多次考察过西方学校体育后，他认为：“中国健身体育虽然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坚持实行者，不过深山僧道、陋巷义侠而已，推教不广，亦乏科学方法。而长期以来形成的自我封闭心理，则与他国绝不相侔。他人法之善者，亦不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