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旧中国的体育界存有许多弊端。由于国民政府的不重视，体育运动既无官方专设机构，也无专项经费的支持，致使体育人才匮乏，各级学校体育课师资严重不足，造成大多数学校行政当局不重视体育，只是按照老框框敷衍应付，一般体育教师率皆墨守旧法，一成不变，其所采教材，又嫌过于陈旧，遂致学生因循敷衍，毫无裨益的现象。尽管政府没有投入，但造就体育人才，尤其是在各项体育赛事上取得名次，却是衡量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于是，各学校为投入少、见效快，只培训少数顶尖选手为学校争名夺利，甚至有的学校到处挖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可以不经考试即被录取，学习期间校方根本不过问他们的考试成绩，只要他们代表学校在各项运动会上取胜，不仅不必上课而且还能拿到丰厚的津贴，几年后照样可以拿到文凭。这就是当年盛行的“选手体育”。

在这种空气下，一些学校毫无顾忌地鼓励运动员夺锦标，拿奖品，而主办者又往往不惜巨金置办贵重奖品，引诱青年拼命争夺。于是，在青年学生中又形成了“锦标主义”思想。造成体育竞赛风气每况愈下，或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或裁判不公，不服裁判；或无理取闹，大打出手。有人用“无时不争，无处不闹”来描述当年的比赛赛场，一点也不过分。

运动员的赛风正是社会风气的缩影。张伯苓对于体育运动的不正之风忧心忡忡，他在自己管理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改变这种风气。在南开学校里，在他出席的各种运动会上，他多次讲到，良好体育道德是学生健全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良好体育道德的运动员即使成绩再卓越，他的人格也是不健全的。他强调：“专就体育而言，则当力求普遍均衡发展。目前大家只知着力培植选手，仍然不能达到促进国人健康的目的，无法取消‘东亚病夫’的恶名。”

张伯苓毅然举起倡导良好运动风气的大旗，决心扭转体育运动的歪风，对于运动员，张伯苓不只看重比赛成绩，更要求要有优秀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体育道德。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南开学校的运动员从不搞特殊化。运动员比赛归来，照样得进课堂学习，因比赛落下的课程，学校也要安排补课，学校的各项考试，运动员一项也不能少。南开学校足球队有一名优秀的守门员，是1915年南开球队取胜的关键人物，他的守门技术堪称一绝，很少有人能攻破他的十指关，但是他的文化考试有不及格科目，张伯苓依然没让他参加1916年的足球比赛。

为了形成良好运动习惯，促进社会体育竞赛风气转变，张伯苓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他经常对学生进行体育道德教育，并针对运动场上出现的问题，对运动员讲解应有的品格。他强调，第一，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他说：“竞争时，或因好胜之心过大，而不免有不正当之举动，此最宜切戒者也。即使用不正当方法，幸得胜人，而于道德已有碍矣。”第二，不以虚诈的方式投机取巧。他说：“凡欺人者，即幸能欺其所欺之人，亦必失信于其旁观者，自损名誉，难逃人眼”。他引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告诫运动员：“虚诈可欺少数人而不能欺全世界，可欺人于一时而不能欺人于永久。”第三，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他说：“运动员的品格，较比运动的胜利更为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运动所争者，胜负而已。苟一战而负，负而已矣，人格上固犹在也。若夫人格一有损伤，则虽胜又岂值得若许代价哉？以上诸生务须注意，运动员亦须特别注意。”第四，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团结合作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好方法，“因为体育方面有两个很好的训练：一个是合作，一个是公平。譬如，足球比赛胜负决不能只靠前锋的进攻或门将的守卫，必须赖全体队员共同努力，这种共同的努力便是合作。再如田径赛，自以守规则者为上乘，偷巧的比赛者一定不为人所尊敬，这一点便是公平。”第五，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尊严。张伯苓多次率领国家体育代表队出国参赛。在比赛前夕，他总是一再告诫运动员：“比赛应以道德为根本，勿伤运动员之资格，而保我国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