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有了政治势力的撑腰，经商的过程自然会一顺百顺，这是亘古不变的博弈经营之道。

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上，胡雪岩能够迅速发迹的，一定程度上就是得之于他有可靠的官场靠山，并对之巧妙的利用。

胡雪岩的童年与青年时期生活于社会的底层，他对各种营私舞弊、拍马钻营的套路极为熟悉，更是深知“世界上的事是人办成的”这个道理，所以他对自身人力资源的积攒极为重视，并且善于用利益来调动他人的积极性。每办一件事情，从起步起，他便对办事者极为重视。而且令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好处，以便于牢牢地抓住人心。因此他的口碑很好，人缘极佳。在众人的口中，胡雪岩俨然是“为富者仁”的代表，而这样的举动与众人的抬举无疑为他的生意带来了极大的转机。

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时代，“官”者为重，离了“官”可能什么也办不成。胸怀大志的他在年轻时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了500两银子对穷困潦倒的王有龄进行了帮助。在王有龄升官后，两人便成了莫逆之交。

在正式踏入官场之后，王有龄连连高升，手中的权力也是越来越大。胡雪岩趁机利用王有龄的权势，获得了经营的本钱，开设起了自己的“阜康钱庄”。

从此，他便开始了以金融业为中心，以药店、丝业等其他行业为辅助的商业网络建筑。胡雪岩不断地周旋于官府、帮会、洋商、买办之间，尽显其网络、收买、拉拢之能事，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同时，在关系网的掩饰之间，进行了各种或合法、或非法的经济活动。

由于他的靠山王有龄手中握有大权，各级官府均对胡雪岩的违法举动睁一眼、闭一眼。而胡雪岩也靠着这一关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垄断性经营，并且屡屡得手。除了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胡雪岩还尽自己的力量为清政府大举洋债，大量进口军火。

这些大生意都使得银子如同流水一般涌入了阜康钱庄。短短10年间，胡雪岩的家财便暴增至亿万，阜康分号在江南各地均有分店，并另有10多家当铺与药店。后来，胡雪岩捐官至二品，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胡雪岩深知，生意要想做大，“官”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对此，他使用了各种手段拉拢了自己的官场势力。他还善于按照官吏们自身的性格、爱好投其所好，对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办法，使得自己的生意在官场势力的掩护之下越做越大。

离了靠山就完蛋

“中国人做生意要靠山”，这句话透着胡雪岩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生意场上成败关键的深刻理解。

俗语有“大树底下好乘凉”，俗语还有“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些说法透着一种庸俗，但它们概括的又确实是封建时代的现实。无论做官还是做生意，都离不开靠山的支撑。“朝中人”是下面做官者的靠山，官场势力则是那个时代驰骋商界者的靠山。对于那个时代的生意人来说，有了靠山，也就有了保护伞，买卖也就可以做得关节通畅、得心应手。

纵观胡雷岩的一生创业来看。从开办钱庄、扩展丝行到开辟典当业及创办胡庆余堂等，以及在整个商场的游刃有余的运作，使其由白手起家，积累成万贯家资、红极一时、富甲一方，无一不得于“靠山”的强力支撑。正是凭借王有龄、何桂清以及最有力的靠山——左宗棠的支柱，从而爬上了“红顶商人”的宝座。

在胡雪岩的整个经营过程中，官场一直都是胡雪岩“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工夫。

除了巴结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朝中大官奕诉、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官吏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大力拉拢。

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和社会道德，而且倚官为势终究不稳定。随着王有龄、何桂清的身亡消逝，老迈年高的左宗棠在官场已露疲态、力量有限，胡雪岩的事业不断碰到周折，资金周转不灵，钱庄遭到挤兑，危困的局面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无力收拾残局的地步。

此时，只有官方才能够救他。可是一来胡雪岩树大招风早就遭忌，二来朝廷中李鸿章等北洋大员倾力推波助澜，层层设置关卡。几方面原因加在一起，使胡雪岩回天乏力，逐渐坠入万劫不复之地，一步一步走向倾覆灭亡。正可谓有靠山则成，无靠山则衰。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既然是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面来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人阜康钱庄。

胡雪岩就是凭着这“红顶”，积累了万贯家资，红极一时，富甲一方。客观地说，胡雪岩以其睿智的眼光，发现了“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的客观规律，从而一生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官场靠山，踩着官场的阶梯，登上财富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