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内，资源保护也曾经是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国际规则随即被视为出口美国价值观的有效手段。 1864年，美国国会决定将约塞米蒂峡谷交给加州作为国家公园保护起来，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 1916年，当威尔逊总统建立起国家公园服务制度时，美国已拥有 21个国家公园，隶属于美国内政部管辖。到 20世纪 30年代，罗斯福总统不遗余力地推广国家公园制度。他本人做了大量工作，促使该制度国际化。 1940年，美国和 17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签署了西半球公约。根据公约，上述国家决定在整个美洲大陆建立一个国家公园体系和野生环境体系，并保证不在这些体系内进行商业开发。各国还充满远见地认识到机动车对环境的影响，因此禁止在某些生态区域中“使用机动车交通”。1940年的这个公约到今天仍然有效，尽管面临许多来自其他国际规则的威胁，比如有关国际投资法的威胁。

三十年以后， 1970年 1月 1日，尼克松总统签署《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案》，使之成为美国法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环境保护机制。但尼克松总统对环保的贡献及其环保意识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宪章没有关于环境的明确规定， 1972年以前联合国中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环境机构。而正是在尼克松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框架内才有了一个环境计划；尼克松政府还积极支持了 1972年联合国第一届环境保护全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的召开。在会议筹备期间，尼克松建议成立一个全新的全球机制：“世界上某些地区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它们应该被视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并应该得到世界遗产基金会的特别承认。我认为 1972年是世界各国政府就上述原则达成协议的很好时机。 ”于是，当年就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而美国是第一个签署该公约的国家。目前该公约保护了世界上 700个文化遗产遗址，包括英国伦敦的丘园、厄瓜多尔以西 600英里处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 20世纪 90年代巴尔干武装冲突期间，该公约还保护了克罗地亚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一个世界遗产遗址），使其免受轰炸。

20世纪 70年代到 80年代期间美国在国际上做了很多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美国加入了许多濒危物种、海洋和渔业保护的国际机制。不久以后，一个新的环境威胁出现了，而这个威胁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机制来予以应对。我们知道臭氧层在大气上方很高的位置，它保护我们不受具有致癌效果的紫外线和其他辐射的伤害。 1979年，英国北极调查组的科学家发现臭氧层上有个洞。科学家预测随着臭氧层空洞的增大，会导致巨大的危害，除非人们采取紧急措施限制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的排放。美国带头领导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五年冗长的谈判（由于欧洲人持怀疑态度而使谈判一再拖延），终于在 1985年 130多个国家通过了一个保护臭氧层的全球公约。这仅是一个框架性文件，为进行臭氧层和有害物质监督的国际合作，以及进一步具体措施的采取和协调提供了平台。该协议笔墨未干，新的科学证据表明臭氧层遇到了更多的威胁。两年后，即 1987年，关于臭氧层耗损物质的蒙特利尔公约得以通过。该公约规定了空前严格的义务，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一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物质，包括发胶中的喷射剂、除臭剂和冰箱中的化学物质。面对科学和相关国际联合行动的经济和生活影响，欧盟成员国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美国则倡导一种“预防式方法”，主张只要存在可能造成严重的和不可逆转危害的真正威胁，即使面临科学的不确定性也需要采取行动。这是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发生的事。

1987年蒙特利尔公约强加了许多限制和成本。公约项下的国际义务要求使用新的产品和技术，很快人们就认识到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很不利的，因为他们必须负担这些额外的经济成本。这里还有一个公平性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受到限制，而发达国家当年在同样发展阶段的时候却可以不受限制呢？很明显，若不给穷国以激励措施的话，他们是不会加入的。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要加入一个将使其国民更难拥有冰箱的协议呢？跟全球变暖一样，对臭氧层的保护也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人们所需要的是一套所有人都愿意签署的国际规则。一个含氯氟化碳（ CFCs）的发胶，不论在纽约还是在内罗毕使用，都会危害臭氧层。所以 1990年就蒙特利尔公约附件进行谈判时，也让发展中国家参加了进来。美国在协商规则条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使中国和印度加入进来。这两个国家被给予额外的 10年过渡期来逐步取消有害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以达到公约规定的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此外还在财政上给两个国家以一定补偿，以减轻其经济成本。

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大大减少了很多过去以为安全但现在认为有危险的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有证据表明臭氧空洞正在变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蒙特利尔议定书被广泛地称颂为是一份有效的国际文件：正是美国人在法律上的创造性及其政治强势帮助达成了这样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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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件获得通过时，人们觉察到一些全球变暖威胁的证据。这也需要全球联合行动来应对，而且这种联合行动将使对臭氧层空洞的应对措施相形见绌。后者相对来说影响面窄多了。 1989年夏天，我和我的朋友詹姆斯 ·卡梅隆（ James Cameron）以及另外两个美国环境法律师温妮 ·迪诺（ Wendy Dinner）和杜伍德 ·策尔克（ Durwood Zaelke）一起设立了一个公益性的律师事务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环境和发展方面的免费法律服务。纽约福特基金会的谢普 ·福曼（ Shep Forman）、詹妮 ·默干（ Janet Maughan）和卡尔 ·沃斯库勒（ Karel Vosskuhler）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助：在两年内提供 20万美元，为大约 40个小岛国（大多是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全球变暖方面的免费法律援助。在我们位于切尔西艺术学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艺术家格尔默 ·苏斯兰德（ Graham Sutherland）的录音棚也曾在这里），我们和上述岛国代表一起工作，并最终组织他们成立了小岛国家联盟（ AOSIS）。该联盟包含了世界上最贫穷最弱小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却拥有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谈判家，尤其是来自 CARICOM（加勒比海的地区性组织）的安吉拉 ·库伯（ Angela Cropper）。

这些国家都最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尤其是海平面上升有可能淹没海岸线附近的大片土地。如果海平面上升 1~2米，联盟中的某些国家就会消失。 AOSIS国家包括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太平洋中的马歇尔群岛和许多加勒比群岛，这些地区是最容易受到危害的。 AOSIS以外的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也受到同样程度的威胁。 1990年 8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 IPCC）出具了第一份报告，表明全球变暖对于一些小国家已形成很现实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