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美和竞争力。谈到这个主题，我会联想到自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这个课题走过台湾很多小小的街道、很多小小的镇子。有一个叫做苑里的地方，我记得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在编织，把大甲蔺压扁晒干编成草席、草帽等各种草制品。在经过一块小小的稻田时—— 我印象好深好深—— 有一个老太太光着脚坐在那边，很快速地编织着这种东西，她的眼睛看不见，是瞎子。我在旁边待了很久很久，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可以随便去给别人拍照。所以我没有拍下那张照片，但是那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失明的盲妇人，却可以很快速地编出非常漂亮的花纹。当时我在旁边用素描本记下了她编的图案。我完全不能理解一个没有视觉的人，可以用手的触觉这么高度敏感地编出这些手工艺品，还能被运到一个离苑里比较近的市镇—— 大甲溪—— 去卖。当时的大甲溪变成非常有名的地方，完全是台湾产业的缘故。

我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在这三四十年当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一个矛盾。作为一个学美术的人，我记忆中的苑里，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产业基础的苑里，同时也是很美的小镇苑里。我不知道一个学经济的人，或者学科技的人，他看苑里时，跟那时候我这样学美术的人看苑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它是产业重地，可它同时也是美的，我们也可以说它人情淳厚。它有一个自己信仰的东西，能把地方上生长的草发展成一种产业，而这个产业里所有织品的花纹也在不断地创新。

刚刚我提到的矛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的产业在转型，在转型之后，我已经不能够再怀念苑里这样的小镇了。如果继续跟别人说当初的苑里是多么多么的美，我大概会被很多朋友骂。他们会说你太怀旧了，台湾必须要快速进步。的确，我们在这二十年进步非常快，有科学园区，有很多新的产业、新的科技发展出来。可是我有时觉得我们对进步有一点太急躁了。当急着把所有小镇的产业快速丢掉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段时间觉得赢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竞争力。我不敢这么快速下判断说它是好还是不好，至少我们也看到台湾表面一段时间内经济上的繁荣。我常常思考的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以及接下来还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挽回一些流失掉的东西。这些流失的东西，可能包括从经济到伦理再到美学。我很想就此跟大家交换一点意见。

苑里有民间产业的基础。我现在住的地方在观音山脚下的八里乡，这个地方沿着整个淡水河出海口的左岸，有非常长的一条海岸线，因为出产观音石，形成了最早的打石工业的重要基础。早期的龙柱，台湾很多的墓碑、雕刻，大概都是沿着观音山发展出的石工业。我也称它为民间的产业。我刚刚搬到那边时，还很容易看到一家一家的小店，都在用手工打造墓碑或者雕刻龙柱。而这几年却几乎看不到人在做任何东西，因为现在走私进来的泉州石雕是非常便宜的。所以看到几乎一家家加工厂的停业，然后都变成了大陆转口的商业形态。我不从事经济，在这方面我也无从讨论。

可是从美术上来讲，我的恐惧和害怕是缘于苑里的手工业在消失、雕龙柱的手工业在消失、莺哥镇的陶瓷产业也在消失。我在东海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经常会带学生到水里乡，水里乡有台湾最传统的蛇窑（因顺着山坡地形以土砖砌成，窑身很长，远望犹如一条蛰伏的长蛇，故名），出产大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如果有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会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两个大缸，一个放水，一个放米。我现在不太记得从哪一天开始缸忽然从家里消失了。其实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对于自己生活中存在与消失的东西这么不在意。我对这一点经常心怀愧疚。

我带着学生去看水里的制缸业的时候，有一个姓潘的师傅，他能很快速地把一堆土放到转盘上，用脚一推后就可以拉出大缸，大概能拉到三十公分高。可是通常我们的水缸更高，他拉到一半以后，因为承载量不够不能继续拉，必须拿下来阴干，等整个胚土阴干以后，再用泥条盘的方法—— 就是用一条条泥慢慢盘出上半截再阴干。潘师傅说他每天可以生产出四百个这样的大缸。我记得那个年代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的缸已经开始卖不出去了，塑料材质的白水缸出来了，并开始流行。大家记不记得夜市里倒调过来做灯笼的就是那种水缸。

其实产业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多传统的产业在不自觉地消失。刚刚提到，我常常会被朋友批评说太怀旧，对那些东西的乡愁可能会使台湾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而不能实现现代化。我也常常很自觉地批评自己太怀旧，可是后来我开始做比较深入的思考。我觉得自己怀念的不仅仅是水缸，或者是草席，或者是龙柱，而是在怀念一种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