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其实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到台湾演出的时候，黄牛票卖到两万多台币一张，大家挤破头去听。这种音乐是一种美。可是如果我们连风吹过树梢后树叶振动的声音都听不到，我们就不见得能听得懂柏林爱乐的音乐。声音的美可能无所不在，在生命里面就应该听得到。有人会问，你喜欢艺术，你跟我们介绍绘画，介绍美学，是不是要我们多看画展，多听音乐会？我想倒不一定。现在巴黎有一个莫奈画展，一百三十八幅莫奈画作在展览。买机票飞到巴黎去看，如果听说票都已经卖光了，你还要想办法去买黄牛票挤进去看莫奈。这跟你在北京某个午后阳光里去开发自己视网膜中两千种色彩相比，其实后者可能更重要。

科学家现在发现我们的视网膜可以分辨两千种色彩。我再重复一次，两千种色彩。我问过很多朋友能辨认多少色彩？他们说蓝绿黄红，用手指一算就没了。其实我们的视网膜是可以分辨两千种色彩的。在光的强弱长短里，波长其实是变化万端的。比如说白色，白里面可以分出好多好多层次。米白，可能含有一点点暖色系的黄；月白，可能含有有一点点不容易觉察的蓝。米白是暖色系，月白属于冷色系。白里面可能还有象牙白、还有甜白、还有瓷白等等。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是在看画，也不是在看莫奈的名作，而是在莫奈的画里验证自己能不能开发视觉上的两千种色彩。

我这几年在很多企业讲课，讲美的时候，题目通常是“美，看不见的竞争力”。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前面讲的油桐？所有的雄花在一刹那决定，全部一起飘零把营养留给雌花。其实这种植物活下来是靠竞争力，靠一个族群的牺牲，靠雄花全部悲壮的飘零，最后才结成油桐子，才有繁衍。所以善与美在这里可能会合成一个东西，而且还启发我们生命的某一种状态。

刚才提到花。在美学课上，我们可能会讲康德说什么，黑格尔说什么，很学术地讲。我过去在东海大学讲美学。东海大学其实跟北京好多大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清朝“庚子赔款”时赔了好多钱，可能外国人拿了钱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捐钱资助了十三所大学：燕京、辅仁、金陵女大、圣约翰大学等，就是当时所谓的教会大学。一九四九年这十三所教会学校的经费被移到台湾，成立了联合董事会，后来成立了东海大学。校园很大，有很多相思林，很自然的一个环境。

在东海大学讲美学，你会发现对着二十岁的大学生讲康德、黑格尔，他会很不耐烦。因为他看到外面繁花盛放。我就会骂他们：怎么搞的？我在讲课，也不专心一点。我在讲美，你们都不专心听……可是后来我忽然觉得有一个矛盾，他们其实在看窗外的花，那个花可能是真的美，可能是比美学更重要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连花都不看，还能说他懂美吗？如果他只是一个会写美学论文的人，他就不见得懂美，不见得能够在生活中感觉到美。所以有一次我说，好，我们到紫荆花林里去上课。学生们好兴奋，全部坐在花底下上课。

历史上有两位很让我佩服的老师。第一位是基督教《圣经》的布道者耶稣。耶稣讲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带着十二个门徒走路，看到路边有野生的百合花，就说，你们知道吗，即使在所罗门王一生最富有的时候，国库的宝藏都比不上这一朵野百合。我觉得这是《圣经》里了不起的一句话。不知道那十二个门徒领悟了多少，可是这句话留在《福音书》里，变成一个对善与美最高的解读。他的意思是，生命的生长高于帝王的权力和财富。这也是儒家讲的仁的原点。

第二位是在印度菩提树下讲课的佛陀，也就是释迦牟尼。他每次讲课，学生就抄笔记。现在读《金刚经》，里面有“如是我闻”之类的话，意思就是“我当时听到他这样讲”。佛经全部是学生的笔记，佛陀这位老师从来没写过书，他只是在讲。《金刚经》是他讲的，《维摩诘经》是他讲的，《法华经》也是他讲的，他讲了太多太多的经法。有一天他累了，到菩提树下铺好布盘膝而坐，不想讲课了。学生想：我们大老远跑来，你不讲课我们怎么抄笔记？大概就有一点抱怨。佛陀那天所做的事情非常有趣，他从地上捡了一朵落花给大家看，从右移到左，又从左移到右，一句话都没有说。所有的弟子在发呆、惊慌，老师要干吗？今天发疯了？为什么不讲课，只是拿花给我们看？他的大弟子迦叶却笑了。佛陀把花递给迦叶，说我一生讲的经都在这一朵花里，不是靠文字传，也不是靠语言讲，后人将之归纳为“心心相印”四个很美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