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说明

1.我说这是 “讲义稿”，但我深知，其所收录的篇章，并不全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讲义”，它们形式各异，其中，不少确是讲稿或课程概述，但也有不少是论文及学术随笔。

我之所以意识到“名副其实”的重要性之同时，还坚持用“讲义稿”这个名号来形容此书，事出有因。

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这些兴许有芜杂之嫌的文章均为教学体会之表达，均涉及对于如何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的看法。当我们按一定学理对其顺序加以编排之后，便可以了解到，这些形式各异的文章，实汇成一部不成熟但具连贯性的教材。

2.这里要讲的，是关于人类学这门学科里的一些事儿。

“人类学”让人莫衷一是。

就国内学界而论，至今仍有将人类学视作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的学术机构（特别是科学院）。在这些机构里，所谓“人类学”等同于研究人的体质衍生史的“古人类学”。在另外一些机构里（特别是综合性高等院校），人类学被当作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在一些与“民族”相关的特殊教学科研机构（特别是民族院校与民族研究机构），人类学则时而被等同于“民族学”，时而被视作是与之对立的学科（不少人误以为，“民族学”是“本土的”、有用于政治的，而人类学则是某种无用的、西式的文字游戏）。

我国学科定位的这种“错乱”，并非是独自生发的，它乃与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西方”有关。

说人类学是人的体质衍生史研究，说对于形容文化的研究，民族学之名优于人类学之名，有欧陆（包括前苏联）之根据；说人类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则有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及英式社会人类学之根据；说人类学是可无所不包的“大学科”，则与美国尚存的“大人类学”相关。

我不怀疑“大人类学”（即包含人的体质与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之存在价值，甚至还总是相信，理想上，人类学应如其在美国高校依旧追求的那样，成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桥梁。

矛盾的是，我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却又是一门与人文思想、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息息相关的，与“体质人类学”不同，甚至是与之“对立”的学科。之所以在对学科的综合性不加怀疑之同时，将学科表述为“文科”，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学术旨趣、教学之便及知识局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考虑到，这样的定义更符合中国学术视野开拓的要求。

3. 我要讲述的，是近代人类学的一种形式。

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不主张进行“体质测量”、“种族区分”、“人体解剖”与“基因分析”，而致力于将人视作有内涵的完整形态来研究，它更关注人的“身心”与“身外之物”之间关系的探究，更侧重于“小我”与“大我”的辩证，更集中于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包括“我”与“他”、前人与后人之间）、自由与规范之间、“分离”的必然与“团结”的必要之间（包括认同与等级之间）的关系之理解。

文艺复兴、启蒙、科学世界观、近代西方世界体系及欧洲各国的“民族自觉”，既孕育了我们所不主张的那种“人类学”，也孕育了我们采取的这一形式的人类学。

人们已将这一“土壤”界定为“现代性”。若这一定义合宜，则我们这一形式的人类学，大抵便可谓是“现代性”内部的反思性局部。

“借古论今”是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之特殊“戏法”。

人类学的叙述，“情节结构”为古史上及“未开化的民族”中的思想世界与生活方式。人类学家关注各社会或文化体系如何以各自不同却又相通的方式对万物加以分类、对己身与他人之间关系加以定义、对维系关系的可触摸或不可触摸之物加以强调，而形成若干“整体”。人类学关注的那些社会或文化体系，有着鲜明的“混融”特征，其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宗教、礼仪、神话、语文表达方式等，均处在紧密的杂糅状态中。人类学家从古史和“未开化民族”中的“杂糅”状态中提炼出整体社会的形象，将之与人们想象的“层级化”或“破碎化”的现代社会相比较，使之成为一种远在的“他者”（Other）。

我所谓“致力于将人视作有内涵的完整形态来研究”的人类学，即是以这种“他者”的观念为基础的。

4.上编诸章，以自己的方式概括人类学在分类与社会、亲属制度、交换、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神话、符号与艺术等方面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反映我所理解的人类学面貌。

19世纪是人类学最辉煌的时代，当时，人类学家通过比较文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总体，有着出乎我们今日之想象的冲击力。

那个时代，让我深有“今不如昔”之感。但鉴于我们需务实地面对时代，我的人类学教学，始终是以20世纪学术为基点的。

产生于20世纪初的英式现代社会人类学及其“中国表达”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见其《吴文藻社会学人类学论集》，122～13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确是我理解的人类学的主要来源。然而，我又并不满足于这一特殊种类的人类学，而有心在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民族学阶段”杨堃：“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见其《社会学与民俗学》，142～15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中寻找社会、文化、民族、文明与世界等观念之综合的可能。

对于年鉴派“民族学阶段”的这一“回归”，出自两个思考，其一，人类学与“民族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其二，对这一“民族学阶段”有深刻影响的欧陆式（尤其是德式）民族学及其“阴影”下的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有着突出优点。

法国年鉴派“民族学阶段”，以特殊的方式有选择地保留着古典人类学的特征，而这对于我们更完整地理解人文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在中编的各篇章中指出，人类学有从19世纪的“三圈论”到20世纪的“二元论”退化的趋向。19世纪人类学家眼中的世界，有“未开化民族”、“古代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人”（这些在不同的人类学著述中有不同的概括），到了20世纪，过往的“中间环节”（古代文明社会）被人类学家“取缔”，之后，将野蛮与文明、“未开化民族”与现代人二分的叙述占据了主流，因之，现代人类学出现了自我蒙蔽的倾向。王铭铭：“三圈说——中国人类学汉族、少数民族与海外研究的遗产”，载其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3辑，125～148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在诸多人类学形式中，法国年鉴派“民族学阶段”的人类学，在20世纪的学术风范内部兼容了19世纪的遗产。这一形式的人类学若得到改良，则可成为新人类学成长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