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非字母文字”先于“字母文字”，意味着认定“字母文字”比“非字母文字”先进。与一般现代文字学家一样，迪令格尔在这一点上流露出了他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然而，迪令格尔还是有别于一般现代文字学家，他的著作有三点引起了我的关注：

1.在论述“最先进”的欧洲字母文字的起源时，迪令格尔指出，如果说古希腊文字是欧洲文字的根的话，那么，这个“根”并不是单独存在，它深受希腊周边的部落之影响。而“字母文字”不仅不是欧洲自身的发明（它分布于远比欧洲更广阔的欧亚大陆更文明中），而且最接现代“字母文字”的字母，多数发源于亚欧之间的文明板块。

2.将“非字母文字”放在先于“字母文字”的历史阶段上，迪令格尔还有一个有别于一般现代文字学家的意图：他试图论证一个看法，文字文明发源于更接近于原始文化的“非字母文字”中。

3.迪令格尔《字母》一书，核心篇章论述了世界不同的文字体系的历史沿革，但其导论，则提出了一个具有更具广泛影响的论点：文字与巫术、艺术、算术及交流的符号途径同源。

以上三点有各自的重要性，而此处，我们尤其应关注其中的第三点。

多数现代语言文字学家采取语言—文字—语言三段式来解释人类文明史，认定在人有文字之前并然有一个只有用声音来表达和交流的漫长的“原始阶段”。不同于一般的观点，迪令格尔认为，要深入研究文字史，就要看到，在“语音书写”（phonetic writing）之前，存在过几个“非语音书写”的阶段。迪令格尔承认，“非字母书写体系不总是早于字母文字”，而常常是与字母文字同时发生的，且可能持续存在到现代，因而，对文字史进行阶段性的划分，本身含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不过，为了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论点，他强调，文字的原初发育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胚胎文字”、“绘画文字”与“语音文字”。关于“绘画文字”，迪令格尔主张，人们往往将单个的原始图画或图形形容为“绘画文字”，其实，多数原始绘画文字，是由不同的图画或图形组成的，为了将图画或图形组合成“句子”，原始人一般会用抽象的线条将这些单个的元素联系起来。在“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里，描绘的符号与用声音表达的“名”之间没有关系，这到了“语音文字”阶段，则出现了变化，此时，“书写成为记录话语的图形性表达方法”，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p.36.文字进入了一个高级阶段。迪令格尔认为，最原始的文字是“胚胎文字”，它们可包括岩画阶段作为“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的偶像绘制、结绳记事及传递信息过程中用的“符”，其中，偶像绘制是核心的。偶像绘制阶段，与图画文字是连续的，它是文字的最早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字与巫术及艺术都是没有区分的。作为最原初的文字的岩画，在世界各地广泛地分布着，这种原始文字，有的表示动物，有的表示几何图形或实物，通常出现在洞穴中的岩石上，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

迪令格尔指出，文字与绘画不分这一事实，在古代埃及与希腊用来表示文字的词汇中得到印证。古埃及表示文字的词是“s·sh”，古希腊表示文字的词是“graphein”，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双重含义，即“文字”与“图画”。迪令格尔用“交感巫术”来解释原始图画文字的作用，指出，原始人创作岩画，“可能的目的在交感巫术或仪式方面”，Ibid., p.22.原始文字不被用来记载重要事件，也不被用来表达观点。

迪令格尔采用的“交感巫术”概念源于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在该书中，弗雷泽指出，“交感巫术”包括两种，其中，一种基于“相似律”，以比拟或模仿为方式施展巫术，此类巫术可称“模仿巫术”，另一种基于“接触律”，通过对一事物的某一部分或与一事物相关的东西来施展巫术，以期影响该事物，此类巫术可称“接触巫术”。弗雷泽：《金枝》，上卷，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75～91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迪令格尔并未对到底原始图画文字如何作为“交感巫术”起作用进行具体论述，但一般将岩画与生活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人的萨满巫术相联系，认为狩猎巫术有“神秘参与”的力量，或是为了回归“无时间”的神话状态所施行的，或是为了安抚即将被猎杀的猎物举办的仪式。

书中，迪令格尔未对作为“交感巫术”的“胚胎文字”加以详细论述，但他借助考古资料明确表明，巫术时代已存在文字，其时，“胚胎文字”离人们的生活并不远，是人们赖以与万物沟通并获得自身生计的工具，抒写这些文字的人，多为巫师。巫师并不以施展书写的技艺来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其书写的技艺，全然与常人的生活相关。另外，迪令格尔还表明，语音文字的前身字母，也起源于象形文字，且是借用部落文化的符号得来的；起源时代的文字，与所有象征表达不可区分，尤其是与艺术、记数和财产标记相通。

迪令格尔的《字母》一书，更集中于呈现世界诸文明文字的衍化进程，文字兴发于巫术这一观点，不过是他进入文字史的叙述的“入口处”。不过，也正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入口处”，所以他的文字史观才有了自己的境界。

迪令格尔不否定在他所谓的“胚胎文字”与相对系统化的书写体系之间存在的鲜明差异，但他重视从二者之间的连续性看待文字史。他表明，世界诸文明的文字体系，起初要么与祭祀有关，要么与占卜有关，要么与非常事件的记录有关。这一事实表明，“胚胎文字”的巫术力量在系统的文字出现中依旧保持着。

此外，虽然迪令格尔相信语音文字是世界上最便捷、最“文明”的，但是，他的具体论述的前提预设，却不同于一般文字史，他不用“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来认识历史，不认为处在“原始”、“乡土”状态下的人只有口语，而认为，运用“胚胎文字”这样的象征符号，是人类自古以来普遍具备的“能力”。

我认为，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迪令格尔的看法深有启发。

对于迪令格尔触及的“胚胎文字”意象，中国文字学家并不陌生。在费孝通写作他的《乡土中国》之前，陈梦家（1911～1966）已于1943年在其《中国文字学》一书中指出：“我们从文字发展的历史，知道愈古的文字愈象形，愈接近于图画，因此文字之前身是图画，是从图画中蜕变而来的。”陈梦家：《中国文字学》，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与迪令格尔不同，陈梦家主张，原始的、自然生发的文字不止于图画，而有形符文字与音符文字两类；与迪令格尔不同，他还更加可以在图画与文字之间作更鲜明的区分，将文字视作比图画更为具有“民族性”的符号体系。同上，255页。不过，虽有这些不同，但陈梦家与迪令格尔对文字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陈梦家引用汉及汉以前的文献指出，古代中国“文字”的名称经过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文字称为“文”，第二个时期，文字称为“名”，第三个时期，文字称为“字”。他还指出，“文”、“名”、“字”分别代表“象形”、“音读”与“形声相益”。也就是说，依照事物的形象书写或“绘制”出来的符号叫做“文”，这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后来得到了音读，成为“名”，汉字的最后形态是在“文名合一”中得到意义的形声字。陈梦家还引用仓颉造字等说，呈现了汉字萌芽时文字与占卜、农工之事及社会分工、祭祀等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上，250～251页。在文字起源于图画及早期文字的用途两个方面，陈梦家与迪令格尔的观点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