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占卜与文字的通神明、类万物作用

《易经·系辞下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吴怡注译：《易经系辞传解义》，139～146页，台北：三民书局，1995。

这段文字本论述华夏诸种技术及文明生活形态生成的过程；其有关“发明”的观念，可谓是文化英雄主义的，其中，包牺、神农、皇帝、尧、舜、“后世圣人”，被列为八卦、农工商、舟楫等交通手段、建筑及书契的发明者。固然，我们不应轻信文中所言，相信古代的发明是个别的王或圣人的作为，而应关注到所有的发明，都与文化间知识的流动有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明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本身是传播中的思想的接受与发挥者。

《易经》没有将文字割裂于其他技术（这里的“技术”是广义的），而是将之放在一个文化整体里论述。但许多文字学家从这段文字中读出了中国文字史的基本进程。陈梦家即取“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及“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两段指出，“文字发展的次序，先后包牺氏的八卦，进而为神农氏的结绳，更进而有仓颉的书契……八卦、结绳、书契三事，是由简单而渐趋于繁复。”陈梦家：《中国文字学》，250～251页。陈梦家说，包牺、神农、仓颉都是“圣人”，但我们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一句可见，这些“圣人”，同时能“王天下”，且其之所以能够如此，乃因有文化上的奠基性贡献，其中，文字创造上的贡献是极其关键的。从《易经》罗列的圣人名单可以看出，包牺、神农等这一类，都是有名号的，而“后世圣人”则是一个统称。这一差异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兴许是因为相比于八卦与结绳这种“原始文字”而言，书契更加繁复，于是，须由专业化的“圣人”而非圣王合一的“圣人”来制作。假使这个猜想得到证实，则另一个推论亦是可行的，那就是，上古文字的衍化过程，经历了从圣王不分的阶段到圣人—王者开始出现分化的两大阶段，这个转变也就是“士”这个“文字阶级”的出现。固然，我认为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包牺、神农、皇帝、尧、舜这些古代王者的名号都只不过是时代的标志，说他们发明了什么，就是说他们那个时代产生了什么，在那个时代的“圣人”替他们做了什么。从这个可能看，陈梦家的说法也是准确的。

文字学家多用狭义的文字定义来理解《易经》上述记述的内容，认为，无论是八卦、结绳，还是书契，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它们只不过是文字的前身。因而，陈梦家在借助《易经》来论述中国文字史的早期时，着重指出，八卦明显与占卜有关，而结绳与书契，都只不过是古人交换中使用的券契符书。陈梦家，《中国文字学》，251～253页。

然而，我们不应因文字学家对文字与“非文字”有严格界分，而轻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不同文化的“原始文字”会制约其后来的文字特点，这一点在文字学中是得到承认的。埃及人、阿兹特克人、玛雅人的原始文字，主要内容是国家的历史记事和祭祀方面的，其早期特征是图画的，记述充斥专有名词，后来这些文明也保留了图画文字和专有名词的特征。晚期的埃及宗教祭祀文献保留的埃及圣书体文字，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文献中保留的古阿拉伯文，天主教文献中保留的古拉丁文，东正教祭祀文献中保留的教派式斯拉夫文，也都是祭祀文字的延续影响的证据。而苏美尔人的早期文献，主要涉及经济计算，其图画文字较早分解为单个的表词字符号（数字符号加图画符号），这使后来的苏美尔文字有鲜明的表词字特征。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左少兴译，557～5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中国古文字，显然有国家记事、祭祀及经济计算的综合性，如果说“正式的汉字”之前身，为八卦与结绳—券契符书，那么，这两种形态的“原始文字”，同样会在“正式的汉字”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甚至影响其特征之形成。而因八卦先于结绳—券契符书出现，它才是中国的“原始文字”，它对于“正式的汉字”影响也广受关注。

对于古代中国占卜文字在文明兴起的阶段中起到的延续作用，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一文中，张光直考察了早期中国文字的流变。张氏的观点，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后者除了阐述文字与国家的紧密关系之外，还说，“每个人都要识字，然后政府才能说：对法律无知不足以构成借口”。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386页。张文指出，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不少带符号刻画，这些刻画常被识别为数字和作坊的徽记，其实，它们中的相当大部分，是“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族徽。“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张光直：“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见其《美术、神话与祭祀》，88页，台北：稻乡出版社，1993。张光直解释说，史前文字作为“族徽”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来显示于后人”。同上。这种古老的知识观持续影响了商周王朝，其时，“有一批人掌握了死者的知识，因而能够汲取过去的经验，预言行动的后果”。张光直：“文字——攫取权力的手段”，见其《美术、神话与祭祀》，89页。这里张光直所指，显然是知识阶级前身——巫师，他认为，这一知识阶级的前身，是文字诞生的历史的缔造者。有必要指出，张光直笔下的早期知识阶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巫师，而是占卜的专门家。占卜师服务于王，如在商代，他们替商王卜问非常事的宜忌，占卜的结果，来自逝去的祖先的智慧，占卜师也会记录占卜的结果以备查询之用。商代的占卜有几道程序。一开始占卜师代表商王卜问，进行甲骨占卜，观察裂纹，做出吉凶判断，接着，他们刻辞，再将甲骨编入档册。张光直认为，在商代已出现占卜师与专司刻辞的卜官的分工，后者“可能是唯一会文字书写的人，而贞人和卜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宗教活动”。同上，92页。尽管有这些分工，但从事占卜的不同人群构成了一个神职人员阶层，他们既是巫师又是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