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化与变迁，这是历史人类学都要触及的问题。利奇的模式，作了一种解答，而20多年来，对于符号体系与政治经济变迁的不对称性的关注，更是一种解答。人类学研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就是符号体系——指的是包括我们的穿戴、用词、仪式行为等等——持续性要比政治经济强得多，形成文化持恒感与“现实”变动感的不对称。在众多情景下，所谓“上层建筑”并没有适应所谓“政治经济基础”，所谓“集体表象”也没有适应“社会事实”。怎样解释这一不对称？布洛克与大贯美惠子分别对符号/仪式与历史之间关系进行的历史性分析Maurice Bloch, From Blessing to Violence; Emiko Ohnuki·Tierney, The Monkey as Mirr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其提出的论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变动的历史中符号体系的持久生命力，对文化结构论与政治经济学派的决定论式单线时间观做出同时回应。

种种研究表明，作为人类学一部分的历史研究，若不尊重被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观念形态，一味以自己把持的所谓“真理”来套“对象”，那么，它的人类学意味就荡然无存了；而若这种研究不能充分估计支配性力量对于文化的扭曲力以至破坏力，那也是不现实的。

与其他学问一样，历史人类学须寻找趋近现实的路径，而同时考察被研究者生活方式、观念形态及其遭到的挑战（既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外部），是趋近现实的好路径。然而，这么评论，还是有“一碗水端平”的嫌疑，其实历史人类学家要做的，不是处理学术争论，而是为历史的理解提供独到的洞见。

那么，历史人类学的“历史感”怎样才是可取的？其“独到的洞见”又是什么？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人类学的观念来源。在我看来，历史人类学原先叫“ethnohistory”，ethno在国内被误解为“民族”，所以，“ethnohistory”就被翻译成“民族史”了。我学过“民族史”，那时中国的民族史已改变了原来的意义，转变为被政府和学者共同识别的少数民族的客观历史（社会形态史），这很不同于“ethnohistory”。“Ethnohistory”的本来意义，跟我们的理解有所不同。“Ethno”是什么？有社会学研究者将之译为“常人”，比如说“ethnoscience”（常人科学）、“ethnomedicine”（常人医药学），而民族学研究者则将之译为“民族”。实际上，“ethno”这个词，跟大众、土著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又带有浓厚的“文化”概念的色彩，可以指一个社会中一般人的整个文化。如此说来，“ethnohistory”实际便是“常人文化史”的意思，指一般人对自己的历史的看法、讲述与实践，这个的“常人”、“一般人”，包括社会中的上层，因为他们也是文化的一分子。

重提“ethnohistory”，再度借助它来理解历史人类学，使我相信，这门学问的首要使命是指出，对于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感受。对于某些民族、某些社会、某些时代，历史是一种财富；而对于另一些民族、另一些社会、另一些时代，它则是一种负担。比如，当下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感受，就交织着财富和负担双重感受。一方面，我们珍惜五千年文明史的遗产，另一方面，我们又时常以行动来摆脱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的纠缠。在有些民族和时代中，过去是否成为人们想象中的纯粹财富呢？是不是也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另外一些时代，其历史被其文化的传人当成纯粹的负担呢？个案兴许能找到。比如，古代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历史就是纯粹的财富。我们的祖先崇拜就是一例。不管老祖宗对我们好不好，他只要死去，就成为历史，一成为历史，就一定要当成好的力量，否则不可想象会发生什么事。而西方人则不同，在他们的记忆中，祖先的成分若是太多，那在基督教里便成了一种罪过，祖先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障碍。这些零星的观察，又使我想到，到底历史是理智，还是一种道德？对于一些社会而言，历史的德性不容置疑，而对于另一些社会而言，其与道德的距离很远，更像“理智”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