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文字这把“双刃剑”——从一个“反例”看

但凡出了名的民族志，都记载那些偏远的地方，它们道路不通，无电视和网络。今天我们若是带这种传统民族志的意象去重访此前记述过的方位，心中必然生发一种感叹：那种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已往日不再。以中国西部这一民族学传统的学术区为例，那些山沟、高原、草地，过去总是给我们一种缺乏现代文明的感受，也因之，让人感到有文化上的震撼力；而今，这些地方道路四通八达，卫星接收器四处可见，甚至电子网络，都已相当普及。电子媒介在偏远的地方的存在，常引起我们的关注。一般想象，这些广义上的“交通工具”，本与“土著文化”无关，作为后来者，它们是外来文化入侵“土著”的“武器”。若是这个论点可以接受，那么，我们似乎也应当说，我们这些好古、浪漫的人类学研究者，作为某种特殊的“土著”，身心也遭受了侵袭。不过，我们的思绪总是与岛屿和远山相关；尽管我们的公寓，无不存在电视、网络等电子“交通工具”，但我们更关注远在的“他们”的“遭袭”。他们与我们的“遭袭”，本可以说是同等的——我们本也一样地受“身外之物”的入侵，可人类学研究者总是“他者为上”，暗自想象，被我们研究的那些远在之人，才是淳朴而有道德之人，而我们这些混迹于都市的人，应当对他们的生活之遭受冲击承担一份责任。我们未曾设想，如果问题可以这样看，那么，我们自身也可以说是科技发达导致的“文化入侵”后果的“受害者”。兴许是由于人类学家对于新兴“交通工具”带来的便利乐观其成，因而，他们对这些物件虽大加鞭笞，却还是懂得享用之。

兴许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矛盾，而我则显然是有矛盾心态之人的其中一例。

我时常看电视，也不禁止自己上网。我因接受了人类学的不少理念，对于无穷无尽的“不可持续的开发”，我是反感的。

然而，坦白说，对于好处颇多的电视与网络，我却不言不语，暗自运用着。

矛盾引起反省，但反省并不消解矛盾。

最近，我常反省自己的矛盾，所得出的结论之一还是双重的：其实，像电视与网络这样东西，坏处不是没有，但还是有助于我们做人类学的人在家居中漫游天下，轻便而愉快地接触远在的他处，并一如既往地努力从中谋得人文教诲。

这种既有些鄙夷新式交流和表达工具、却又工具主义地利用着它们的态度，含有一种值得更多研讨的矛盾。

我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借它来“跳开去”，进入另一个看似与此无关、却本属同一个问题的“社会事实”中。

有次我感到无聊，打开电视，搜寻一下，偶然看到一个电视台正在重播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制作的一部叫做《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的纪录片据称，1998年6月1日开播的“走近科学”栏目，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大型科普栏目，2001年7月9日央视科教频道开播，“走近科学”成为这个频道的“一面旗帜”。，片子的风格甚如人类学所谓之“民族志纪录片”，于是，我就静下心来，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说这部纪录片有点像“民族志纪录片”，不是说假话。这片子从城市走向乡野，从近处走向远处，有意地从田野里带回值得思索的问题。片子的“主角”是一位叫做唐庚秀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居住在湖南省邵阳县罗城乡大坝村，本是一位不受媒体关注的农家女。老妇人之所以成为片子的“主角”，是因为她被怀疑会写一种“天书”。“天书”的“反科学意味”，与它带有的，在“古史探微”方面足以引人入胜的可能，恰是吸引纪录片制作者和受众的东西。

故事是这样的：2006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一位姓蒋的小学校长路过老妇唐庚秀的村庄，在大坝村的一条田间小路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看似“手抄本”的本子，本子里充满着奇怪的符号，识字的蒋老师试着阅读，却发现好多字他不认识。本子里有字也有画，画得很复杂，令人迷惑。有好奇心的蒋老师将这个神秘的本子带回家仔细研究，之后他发现，本子上书写的不是一般文字，而像是接近文字的古怪圆形符号和没有头绪的图画。这些怪字和怪画不是小孩子所为，它们大小不一，排列整齐，每个符号之间看似雷同但又有区别，不像儿童涂鸦。蒋老师试图找出行文规律，却毫无收获。对于地方文化有所了解的蒋老师，还以为“手抄本”是近年学界发现的珍稀的湖南江永“女书”。

提到“女书”，我需补充一点说明。

几年前，我曾与“女书”的发现者宫哲兵教授聚谈过，得知他用人类学的办法研究“女书”，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类学家。他1981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毕业，随即开始他的文化之旅，多年来，致力于寻找瑶族圣地千家峒。1982年，他在湖南省江永县考察，发现了“女书”（又名江永女书），据说，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近邻一带瑶族妇女当中，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的奇异文字。鉴于它的重要性，宫哲兵随即于次年发表了一篇声名远扬的调查报告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后由国外介绍这一发现，近年又编辑出版了《女书通》这本工具书。宫哲兵、唐功主编：《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按照此类著作的介绍，“女书”呈长菱形，是造型奇特的文字，它有近2000个字符，其造型虽参考汉字，但却不同于汉字，是一种标音文字，可用当地方言诵读，显然是为了对方言标音发明的。

“女书”让学界不少人想到了文字的起源这一问题，而关于“女书”到底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学界迄今尚未有论，而有猜想。有人认为起源于明清当地妇女赛祠，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壮、瑶等民族“遗存”的“百越记事符号”，有人认为它接近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因而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有人认为它接近于古夷文的基本笔划和造字法，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有人认为它是从甲骨文和金文借字而来的，是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而关于“女书”，其流行地又有不少传说，一种传说认为，“女书”是王母娘娘的女儿瑶姬从天下带到人间，帮助妇女表达其心迹的，另外一些传说则各自将“女书”的发明归功于奇异的“九斤姑娘”、苦闷的妃子、心灵手巧的姑娘等。

“女书”作品，多为歌体，内容多描写妇女生活，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等。“女书”也用于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节日聚会吟诵等。

回到“天书”故事：当蒋老师发现酷似那本写着奇异符号的本子时，他倍感兴奋，因为，倘若这是一本“女书”，那他的发现就可谓太令人激动了。但这到底是否“女书”？为了了解个究竟，他开始寻找它的作者。

蒋老师在对村民的走访中，见了一些村民，其中有人说，见过类似的本子，而且知道有个人会书写这样的字。顺着线索，蒋老师找到了唐庚秀，一进她家，即发现，她家里共有一百零八本这样的“书”。主人唐庚秀，时年六十八，手抄本就是她遗失的。这一百多部装订成册的“书籍”，内容超过了一百万字。老妇唐庚秀显然极端爱惜自己的作品，也极端为它们感到骄傲，她将其中很多作品装裱起来，挂在墙上，一露风采。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唐庚秀对现代汉字只字不识，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书”，但字写得却极其流利，且能认识自己写的字，更能出口成章地念诵它们。

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的解说词说是，“记者得到消息”，就去采访的，可这消息到底是怎样得来的？猜想兴许与蒋老师的报告有关。不过，重要的是，据称，鉴于此事的奇特，纪录片制作人马上与一位文字学家联系，共奔赴唐庚秀家考察。

见到记者和文字学家，唐庚秀很高兴，出口成章地说：“有缘记者来采访，看到天书好明亮，卫党保国要成功”。

老妇的这个表现起初令我吃惊：她分明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在我那兴许是错误的印象中，这种人对于记者的来访，通常是惧怕的，她至少应是面露羞涩，但她却非同凡响——她绝非如此，而是相反，不仅十分高兴地接待“从上面下来的记者”，而且，还流畅地运用着宣传语言，如“卫党保国”；而与此同时，她还宣称自己所书写的即为“天书”。后来，仔细回味，我才将她的表现联系到我在民间宗教研究中时常得到的印象；“迷信”的人们，时常也有唐庚秀般的“混杂性”。田野工作中，我常被误认为是记者，而我看到的“迷信活动”，多数也混杂与“卫党保国”相似的标语口号。例如，有些庙宇在祭祀活动，既宴请道士作法，还在庙宇周边写上“宣传××政策”的口号……再者，当唐庚秀被问到她写的书是不是“天书”时，她不假思索地给予了正面的回答，用方言说：“就是天书”。她为什么要写“天书”？唐庚秀的解释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写书是“神的旨意”——如同“迷信群众”总是说他们的仪式是祖先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