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从事的人类学，有与文盲主义一样的浪漫，也有与文字主义一样的功利。

唐庚秀不仅让我想到心理医学在解释社会时的局限，也让我想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长期以来自设的陷阱。

在揭露文字主义的弊端中，人类学家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最景仰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可谓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他最著名的《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我们发现有叫做一个“一堂书写课”的章节。这个章节叙说的事如该书的其他章节一样，充斥着对列氏困顿而沉重的旅行的描述；这些细节，此处无需复述，要复述的是，在这个章节中，列氏提出了他对文字的看法。这个看法来自一个观察：在他去到的那个小族群南比克瓦拉人那里，只有酋长知道写字，而一般成员不写。列氏观察到，虽然对于外在于南比克瓦拉人社会的现代知识人而言，文字是有美感的、智识性的东西，但南比克瓦拉酋长却毫不关注这一事实，而只是从别的民族那里学了写字的方法，将之充入私人的“腰包”里，通过文字的象征性展示，来向他的“臣民”显示自己的面子、威严与权威。因为酋长是这样的，所以南比克瓦拉人的百姓对于文字的本质有了深刻了解；他们都知道，文字是随政治欺骗而来的。这个观察，显然让与酋长交际不顺而郁闷的列维·斯特劳斯得到了不少启发。接着描述，列氏进入对于文字的实质分析；他认为，书写文字的发明，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个突破性的革命，人们总以为，文字会给人类生存的条件带来巨大变革，会使人更清晰地记住过去的成就并基于记忆更好地安排目前与未来，但文字其实没有那么伟大。有关书写文字的历史研究没有证明它有什么巨大意义。在列氏看来，书写文字发明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在此之前，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业与畜牧、手工艺这些对于人类生活更重要的发明都已出现，是这些对于人的实际生活更有用的发明，为文字的发明作了铺垫。历史上有不少族群不依赖文字生存，而也有不少事例表明，那些有书写文字的帝国，不见得就有能力维持其帝国的恒久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383～384页。经过一番思索，列氏得出一个结论：

要建立起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文明的某些特质之间的互变关系，我们必须换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察。与书写文字一定同时出现的惟一现象是城镇与帝国的创建，也就是把大量的个人统合入一个政治体系里，把那些人划分成不同的种姓和阶级……书写文字似乎是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把书写文字用做不关切利益的工具，用做智识及美学上的快感的源泉等，是次要的结果，而且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来作为强化、合理化和掩饰进行奴役那项主要功能。同上，385页。

列氏说，“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同上，383页。这毫无疑问，但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大抵是说，本不关乎人类生存的文字符号，到了国家这种制度兴起之时却被系统地创造，成为政治支配的工具。之所以说它“奇怪”，乃因人的生活，本无需文字。

人类学家总能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借助考古学的分析和些许马克思主义因素对文字的“阶级属性”作判断，所以，他们对于“无文字社会”才有了偏爱，且总是更愿意看到本无文字的、诸如南比克瓦拉人那样的社会永久保持其不受文字帝国的侵袭。人类学家从未真的想到，像唐庚秀那样因不识字而崇拜文字的例子有很多；他们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对于“无文字社会”的“桃花源”般的生活的赞誉、对于文字帝国的政治支配的揭露，都是因为有了文字才可能的。

文字学似乎是人类学的对立面。人类学以研究“无文字社会”为己任，致力于寻求未受文字污染的人类生活的原貌；而通常的文字学则离“有文字的文明社会”就“活不了”——没有文字，何谈文字学？即使文字学家中，有一些研究文字出现之前的“纹样”，那也一定是以得出关于文字的结论为目的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而对于文字学家而言，它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历史判断的前提下，文字学家“审判”那位老太，将她的“天书”视作荒谬，是必然的。这种“奇怪”到与“天书”可以并列的“文字”，倘若是“文字”，那文字便没有什么规范可言了，人们完全可以胡乱涂鸦，不顾他人是否可以理喻而书写。当纪录片中的文字学家说那位老太写的不是字，并解释说，之所以不是字，是因为只有文字的书写者自己可以识别与诵读，这些我们不能轻易反驳。如电视、网络一样，文字是为了“交通”而设，假如一种字只有助于自己与自己对话，那么，“交通”就不可能了，字也就不是字了。然而，承认这点之后，我们是否有必要承认，文字是集体创造的？文字学家总是将文字当作文明的总体成就，或者民族的集体创造，但矛盾的是，在论述文字的起源时，很少有人能够避免提到“仓颉造字”之说。就唐庚秀这个奇特的个案来说，她的书写，很难说是文字，但也很难说不是，因为她也如同任何文字的创造者那样借用了其他人的发明，并试图用她再发明得来的符号表达意义；也便是说，她的“天书”与被公认的文字体系（如“女书”之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这种“天书”尚未流传开来，尚未成为社会接受的体系）。

《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让我深感，唐庚秀造字的方式，酷似“女书”、傈僳族竹书之类。我前面已提到，唐庚秀之所以引起其发现者的浓厚兴趣，正是因为她的书写像“女书”；而竹书与“天书”之间的类似性，则一样地引人入胜。

时下，竹书已被人们与傈僳族这个族群团体紧密联系起来了，它给人的印象是，它是傈僳族的“民族文字”。但，恰是这一被人们与族群的集体身份对应起来看待的文字体系，是个人创造的。创造者是一位傈僳族的贫苦农民汪忍坡（又名“哇忍波”，1900～1965），创造理由，跟唐庚秀的“天书”也接近，据说是因为汪忍坡考虑到傈僳族贫苦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沉睡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中，且于近代遭受西方教会的文化入侵。传说傈僳族在古代使用过文字，汉族的字写在布上，傈僳族的字则写在獐子皮或竹片上，后来这些字在战争和迁徙中失传。傈僳族操傈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西方传教士进入他们的住地后，为了传教，创制了大写拉丁字母及其倒写变体作字母的文字。汪忍波从1924～1941年间共创造了1426个字，写成12本书，这些字从1928年起流传于乡间，得到推广和使用，汪忍波还为服务种田人而编著《傈僳语文》（又称为《识字课本》），按音韵编排，成291句顺口溜。竹书借用汉字，但只是借用汉字的外形，音和义完全与汉字不同，而是与维西傈僳语的语言直接联系。这种文字也可谓是一种“天书”，它既是傈僳族文化英雄造就的，又与本地语言与宗教意象的系统表达有关。汪忍坡用竹书写下了二十四部《祭天古歌》，记载了是傈僳族祭天时呤唱的二十四部经文，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自然景象、气候等。另，他还著有《射太阳月亮》、《占卜书》等。傈僳族竹书文字，1944年首次发现，50年代之后，得到了民族学界的重视，渐渐得到认识，时常与傈僳族文化一同被介绍。参见高慧宜：《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创造“天书”的唐庚秀，与创造竹书的汪忍坡，一个被判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被颂扬为傈僳族的文化英雄，二者之间的差异，固然是明显的；但他们的造字行动，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通之处，这就是，两种造字行动，都可谓是文明压力下出现的“文化自觉”。唐庚秀的“自觉”，有扭曲的表现，是个体性的，而汪忍坡的“自觉”，则与其族群的占卜、祭祀等社会性制度结合得更紧密，在创作旨趣上，更接近文化精英的精神史。在此类“自觉”的生成过程中，个人生活际遇的因素，都起过作用，但二者的个人遭际，又可以说都是超出己身，与整个社会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的一个更大范围的体系相关。此类“自觉”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得到放大，或服务于以“民族自觉”为基础的“国家文明创造”，或服务于在文明的迫力下表达“土著思想”的手段。西夏文即有“国家文明创造”使命，这种创造于公元1038年的文字体系，是在党项族英雄李元昊建立了王国后内部创造的，其发明者大臣野利仁荣，借助周边大文明的符号，重创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马鹤天：《西夏文研究与夏文经籍之发现》，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6。而大理地区刻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的白文《山花碑》（全称《词记山花·咏嵢洱境》），“隐”于《重理圣元西山碑记》的碑阴，为元末明初著名大理地区著名学者、词人杨黼用“白文”山花体写作的20首词，分上、下部，上部赞美苍洱风光，下部抒发大理地区文化失落背景下个人的情绪，如怀才不遇、人生无常等。《山花碑》似是而非的汉字和非汉字记音，采用汉字的音读、训读、自造新字以及汉语借词等多种方式表达白语。赵楷：《白问〈山花碑〉译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字的借用与创造，与广义上的“酋长”（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人物”）联系起来，且认定，造字术总是无法与人支配人、“人物”谋取“威望”的过程脱开干系。在列氏的观点看，小到个体，大到国家，通过文字的借用与创造来表达的自觉，都有不纯洁指出，都有文明的政治性。而对于“天书”、竹书、西夏文、《山花碑》的思考则表明，“自觉”的表达借用了已存在的宏大文字帝国的政治性。但“自觉”借“似是而非”的文字以求自身的物化呈现，这一事实则又反过来表明，文字本事是一把双刃剑。

我无意对关于“天书”的纪录片进行“再记录”，对片中文字学家分析的再分析及心理医生判定进行“再分析”和“再判定”，但这部片子的确可以让人想很多——包括想到“文字拜物教”和文字的“双刃剑”作用，想到文盲主义的人类学，与文字主义的文字学之间的差异；而我的结论大抵是：如同我们今日无法摆脱电视与网络的缠绕一样，自数千年前起，我们一直无法摆脱文字的纠缠；作为“交通工具”这些东西既可以像任何拜物教那样由我们发明，再脱离和支配我们，又一直保持其“交通工具”的作用，使我们有可能用或疯狂或理智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自觉”——固然，这个意义上的“自觉”，有时是个人性的，有时是社会性的或超社会性的。以上提到的唐庚秀与汪忍坡之别，大理杨黼与西夏野利仁荣之别，构成我们理解从个人性到文明性的诸种“自觉”形态的线索。人类学家只有直面文字的双刃剑性质，才能真正直面自身——至少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用以揭露文字的“阶级属性”的手段，还是文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工作之内涵，大致是与汪忍坡的竹书、杨黼的《山花碑》相通的，尽管我们多数不愿承认，我们的人格中，也有些许唐庚秀的因素，我们中的不少人，总想着充当西夏文发明者之类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