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为了挽回面子，主角必须学会写字，但到了90年代，进入老年的她，已为时太晚，即使不是为时太晚，那也不能瞬间学到数万个字的汉字，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有面子的、文化程度高的人。具有起码的羞耻感，主角相继采取了两种做人的方法，其一，回避那些使其自取其辱的干部会议，其二，在家务农做家务，同时自习“文化”。

8.主角开始习字时，不见得是以家里拥有“会说话的”电视机为前提的（当然，这点尚需考证），她可以用任何一种工具和材料来书写文字，而且因为不识字，她的书写没有太多禁忌，不需要写正确的字，而可以照样画葫芦，自由地创造。但渐渐地，农村有了越来越多的电视机，她家也有了，这样，她就可以多向电视学习，如同时下有不少人从电视节目学习英语与穿着一样。

9.本有干部底子的主角，又大量接触电视，这样就使她的言辞，大量带有“主流话语”的内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脑子本是“白板”，会任由口号和电视上的“主流话语”留下烙印，而缺乏任何自主性。一个也是人的主角，即使疯狂，那也会在生活过程中积累对于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想象，而“天”这个字，无疑最能总结这些记忆与想象，于是，将自己的文字说成是“天书”，那绝对是有根据的。“天书”代表着主角的思想世界，同时也有节奏以至惯例化地给主角重新赢回她的荣誉（面子）。这也就意味着，被心理医生定义为“精神分裂症”的东西，从主角自己的观点看，其实是一方“心理药剂”。

10.主角所创造的“天书”被文字学家判定为“非文字”，这实在也可以说，就是文字学“法律”中“违法的文字”。文字学家的凭据是，所有的文字都一定是集体或民族共享和公认的，而主角的文字只有她自己认识。事实上，纪录片制作者自己承认，主角的“天书”虽然是极端个人性的，但在纪录片被拍摄之前，村子里已有不少人跟着学了。另外，假如文字必须是以集体或民族为前提，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作为一个集体或民族的成员的主角之不识字？

我看电视，大多并不是出于必需或因为有任务，而是为了打发时间，换换心情，了解媒体上“八卦”。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电视更多为娱乐而设的；我也采取这个态度，但我却知道，无论是否有娱乐作用，电视总归是“交通工具”，它不是轮船、汽车、火车、飞机这些用来运载我们的肉体的工具，之所以说它是“交通工具”，那是对“交通”二字采取古意，意思是说，它也让我们“游走”，至少让我们的心灵流动起来，起到“交换意象”、“通达信息”的作用。通过电视这样的“娱乐工具”来增长知识、获得启发，有点像人类学家笔下的“原始人”通过游戏来锻炼狩猎—采集经验。这一点不假，但假如我说，像《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这样严肃的电视节目只让我得到娱乐的话，那也就未免有些过了。节目是引人入胜，但看过之后，它给我带来的“深重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必须如以上那样，借用“化约法”来梳理主角的人生给我留下的凌乱而令人百感交集的印象。

我不是记者，不是文字学家，不是心理医生，但我能从他们的记述、研究与判定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三种专家对于一位因文字导致的心理压力而生发创造文字的老妇作的科学的判定，是严厉的。他们的清晰分类，与深度心理挖掘，无疑给我这个并不愿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发掘什么理论解释的人类学研究者带来强烈印象，而我以上罗列的十点，若不是受这一强烈印象的刺激，那便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罗列它们，企图用更逻辑和有历史感的语言来书写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生史，这也使我获得了不同与新闻、文字学与心理学不同的理解。

不同于记者，我的书写不具有为了宣传或传播而记录的本质，不同于文字学家，我不能对作为“世界的纹样”的文字作过于绝对的“文字中心主义”的判断，不同于心理医生，我不能治疗“患者”，同样也不能苟同那种将由社会引起的“病患”归罪于个人的做法。

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把一个远在的情景、一个他处的问题带到我们面前。尽管我意识到，除了为宣传或传播而拍摄外，记者还有更多使命，但这样的“交通”，其意义已充分，我不宜作过多评价。但我不得不说，《六十八岁老太写天书》这部片子，在其与文字学与心理医学相关的方面上，并未充分引起我的共鸣。

先说心理医学；用“疾病”这个概念来形容由社会原因诱发的“心理病态”，等于是把身体的观念移植到内心世界的分析中，等于是从“外在之身”切入“内在之心”。心理医学虽研究“心理”，但因有这种个体主义的学理倾向，似又易于“轻描”内心世界的丰富，以至割裂了它与“外部世界”的关联。那个六十八岁的老太，从心理医学上讲固然是病了。但从她的人生轨迹看，她的病，本与我们的社会秩序与问题有关。不要以为凡是社会的，都是好的、道德的、法权的、政治正确的；社会这种难以宽容“不同”，容许太多个体性表达的体系，也有它的问题。我们常把这些问题视作不合理、不公正的来源，但问题之所以四处可见，乃因我们是社会的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的运行法则，起码是身体力行地起到维护的作用。以片子中的主角为例来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它的历史，其一个片段，使它的不识字成为荣誉，另一个阶段，则因为它而给她带来羞辱。她的文字对心理医生而论是心理病态的表现，而对一个人类学或社会史学研究者而言，则从一个令人悲悯的侧面，表露出了社会的易变性及这个易变性与操弄社会的那些“背后原因”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我宁愿说，那位六十八岁的老太个人的“病”，也是一种“社会病”。

我们这个社会，过去曾令人惊叹地流行鄙视文字的革命精神，现在则反其道而行之，流行起文字主义。而无论文盲主义，抑或文字主义，都与我们这个社会传统上文字的过于发达、过于有威力有关。文盲主义是对传统的文字主义的反动与“革命”，而文字主义，则作为一种复兴过的传统主义存在，二者的核心象征，皆是文字。文字主义是一种“文字拜物教”，因为文字学研究表明，文字这种东西，起初本是为“交通”人—神、人—物、人—人而发明的，但成为一种有灵力的符号之后，人的行动都变得要围着文字转，被它牵着鼻子走，成为文字实现自身的工具。对于这种“拜物教”有反思，必然导致一些极端的人主张放弃文字，回归口语，认定即使没有文字，人还是可以“交通”，可以有社会生活，甚至如极端者相信的那样，“生活得更好”。我们的社会因之一度成为浪漫思想的试验场。然而，之所以说文盲主义也与“文字拜物教”有关，是因为，这种运动化的话语，锋芒所指除了用文字加以定义之外，别无他法，也就是因为，话语的革命必然是以话语为武器的——它即使能使文字成为幽灵，也无法摆脱这一幽灵的纠缠。而对于我们认识文盲主义的这一困境，那位六十八岁的老太，构成了一个最有说明性意义的案例，她以人生写照了文盲主义与文字主义的“辨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