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的一些形式有着浓厚的魔怪色彩：菩萨和他们的随从在空中飞行；崇拜者只需重复仪式用语或拜祭被认为的佛陀舍利即可成圣。大乘佛教还构建了一处虔诚教徒将往生的有形天堂的详情，那里到处都是与涅槃全然不同的似曾相识的乐处。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座由一群魔鬼把持、让邪恶卑劣者遭受各种各样可怕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我们可以再次把所有这些同基督教从开创初期到中世纪的形式变化进行对比。同基督教一样，佛教的通俗化，特别是大乘教派之所为，导致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表现手段的繁荣：不断翻新的佛陀和他的弟子的漂亮画像和雕像，还有各式各样的庙宇，包括大乘佛教国家的宝塔和上座部佛教国家的舍利塔。

传到中国、西藏、朝鲜和日本的是大乘佛教，因为那时它在印度已占优势。佛教在汉王朝后期经由西亚传入中国，以及汉亡后它的流行普及等内容将在第5章介绍。佛教从中国再传至西藏和朝鲜，到约公元500年时又从朝鲜传到日本。起源中国的许多大乘佛教僧侣团体和教派，包括主张禅定修心的神秘主义宗派禅宗也扩散到这两个国家。在日本，禅宗及其他流派和僧侣团体也盛行起来。日本佛教的发展，在8世纪日本直接接触并借鉴唐王朝的时期大大加快，当时日本派遣了很多佛僧前往中国留学。

在日本和朝鲜，佛教艺术也以各种形式繁荣起来。唐王朝后期，约公元840年，朝廷对佛教寺院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感到忧虑和妒忌，没收了很大部分，并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使其在这个儒教占优势的国家衰退成少数人，特别是上层阶级的宗教。但是，许多非正统佛教宗派在基层群众（往往处于困难时期）中繁荣起来了，而且妇女在其中可能并确实起过领导作用。这就是中国佛教此后的历史境遇。但在日本，直至今天，佛教保留了重要得多的地位，它名义上是主要宗教，但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对它的戒律或宗规并不关心，他们要么完全不信教，要么仅仅是随便哪种宗教信仰的暂时追随者而已。

2.3儒　教

很多人可能争辩说，儒教不是宗教，而仅仅是一套伦理规则，一种道德哲学。确实，儒教明确回避对神学、来世或超世俗事务的任何关心。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多数儒教徒看来已经为他们的宗教食粮补充了一点点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日本传统的精灵崇拜或自然崇拜）的成分，来弥补儒教遗漏的东西。究竟应该将儒家学说称为宗教还是哲学，这无关紧要；它是大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一代又一代东亚人过去2000年来生活的准则。大多数东亚人接受并遵循那位圣人教导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信仰体系的伦理教导的追随者更加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儒教对信仰和行为的影响力大概比任何主要宗教都强大。儒教学说包含了有关人类相互关系的很多共同观念，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反映并塑造了极有特色的一系列道德价值、行为准则和社会政治模式。儒教也有它自己的庙宇，即彰显其学说的孔庙，但没有规定的祭礼仪式或专门的祭司；对于这些，前面已经提到，儒教徒们是不予理睬的，但他们始终是圣人教导的忠实勤勉的追随者。

孔子和孟子

孔子（公元前551～约前479）是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出现之前很久，鲁国的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成为了教育家，偶尔到一些地方统治者那里当顾问。他从无固定的正式职务，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势。他像柏拉图那样想找一个可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的统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图那样始终未能找到。他的一些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尽管从未像柏拉图学园那样组织起来。他死后的最著名追随者和注释者是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孔子和孟子生活在纷乱的战国时代，他们想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来恢复秩序和社会和谐，这一点与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背景颇为相似。

儒教的观点

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社会等级可以看成一系列的地位群体和等级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关键的要素是针对所有相互关系——父与子、君与臣、夫与妻、兄与弟等等——仔细制定的“正名”。年龄和性别在这种等级构建中的作用是明确的。孔子和孟子给这一体系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这样一个体系留给个人的空间很少，但却同时强调作为“德行”唯一保证的自我修养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根据儒教学说，人性本善，也天性爱好美德，但需要教育和长辈的道德榜样才能坚持下去。孔子强调“人情”、仁爱、尊重长者、孝顺、“正名”和知识，把这些看成是医治混乱的良药和达到“大同”这个他心目中的主要目标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