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和法律不能代替个人的德行或社会的和谐，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实现；实际上，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中，武力和法律是无效和不必要的。人必须向往做正当的事，这可以通过内化的道德来达到。到了必须借助武力或惩罚时，社会体系必然已经崩溃。儒教是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高度实用主义的、现世的和积极的观点；儒教中几乎看不到抽象推测、超自然以及诸如罪孽或超度等概念。虽然孔子和孟子无疑是保守者，是等级社会制度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学说基于人人天生带有美德的种子这一信念，仍然给个人才能和献身留有余地。通过自我修养和仿效道德模范，任何人都能成为圣贤。这里需要的不是祭司，而是自我完善。在一个通常由财富、军事力量和高贵者与生俱来的权利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的时代，这些见解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进步的。

这一概念后来被用于科举和不问社会出身从知识阶层选拔官员的制度。儒教甚至还重申了人民拥有反对因不行德政而丧失天命的无德或不义的统治者的权利；忠诚于长辈是儒教的一条基本教义，但忠诚于道德原则应不受这一教义的约束，尽管这常常造成严重的两难境地：例如，父亲虽然不义，却很少遭到公开反对；对女子的尊敬取决于她们遵守儒教规范的能力。

总的来说，儒教反映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基本上积极而现实的观点，它认为最大的快乐是长寿，或者更准确说，是“享受生命”，其中包括中国人特别强调的享受美食、生儿育女、活到儿孙绕膝的高龄。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中国价值观；以它们为中心的文化，赢得了那些从自己较为阴暗和神秘的宗教及社会传统（往往联想到原罪、过失、报复、神圣裁决）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它的一代代西方观察家的赞美。同西方相比，儒教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同印度教一样更加赞美生命。勤奋工作、成就事业、物质丰饶及物质享受，都受到重视和追求。但享受悠闲、享受自然、享受儒教所称的“自我修养”，也是远比在西方重要的目的。有教养的精英显然有着更多机会来达到这些目的，包括撰写有关他们自己的文献，从而给我们提供显示其价值观的证据。积极地提倡那些能巩固他们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关注的。

虽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十分辛苦，但他们也能充分享受他们能够得到的闲暇，尤其是冬季的一连串节日，包括长达两星期的中国春节。那些能够积累比糊口稍多的财富的幸运儿，很快就会采纳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到地里干活或聚敛更多财富，而是把土地租给佃户，靠租金过起只能算很普通的生活。按西方标准，很多地主拥有的土地非常少，仅靠8～10英亩地的收入生活，而不愿努力变得更富有。除有些人放贷外，几乎无人开创新事业。

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或地震，一般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无德或对造反借口表示不悦而降下的不祥之兆，因为这些都会动摇儒教的最高目标——秩序与和谐。自然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榜样，两者都在井井有条的法则支配之下运转。自然界养育人类，对人类不存敌意，它比人类的创造物更加宏伟，它应该得到更多赞扬，人类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它而不是试图征服它。但是，正如孔子所讲的“天不语”，天仅仅给我们展示秩序与和谐供仿效。

偶尔提到作为超出人类之上的非人类力量的“天”，这是儒教学说中偏离人类世俗社会最远的内容。当弟子们问到超人世界或死后生活时，孔子只说，我们在理解和处理人类事务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要为其他事情劳神。虽然孔子未曾明说，但他赞同被错误称为“祖先崇拜”。民间宗教中，崇敬祖宗是想要祖宗提供帮助，正规儒教只不过把对年长者的尊敬扩大到已经死去的人，把他们当成模范，在家中一个小小的神龛前进行定期祭拜来保持对先人的清晰记忆。父亲死后，长子要负起主持丧礼的责任；这样代代相传，保持家世连续不断，从而保证家族的延续。孟子在强调这一点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他指的是男性后代，因为妇女婚后要离开父母家而成为丈夫家的成员。这样一种观念仍困扰着当前中国为降低出生率所做的努力，因为它明显有利于儿子，可能会使女孩的父母努力再生一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