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孔子和孟子逝世一千多年后，儒教哲学家朱熹（1130～1200）进一步思索了宇宙本质问题，他认识到抽象原理（与柏拉图的很相似）和最高终极（或客观的宇宙力）的作用。从朱熹开始，可以说进入了新儒教时代。新儒教也强调自我修养和人人可成圣贤的目标。与此前的古典儒教一样，新儒教也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成为那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导哲学。在实际应用方面，新儒教导致了更严厉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对妇女；有时候这些准则得到法律认可而加强。在朝鲜和日本，妇女的地位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儒教从未设定过正式的祭司职务或祭礼程式，一些分析家认为它不是宗教，尽管这一理由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虔诚的儒教信徒在中国和越南的几乎每个城镇、朝鲜的很多地方和日本的某些地方都修建了孔庙。这些孔庙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他们也主持通常为纪念祖先或当地过去名流而举行的礼拜仪式。在山东省孔子故乡的大孔庙，也举行纪念孔圣人本人的类似仪式。儒教在汉王朝成为实际上的国教后，中国皇帝每年都要在首都主持仪式，恳求上天赐予丰收，祈祷天降顺雨，终止洪水、时疫或内乱；或祭祀皇家祖先。皇帝有时也下罪己诏，真诚或假意承认自己为无德之君，以求感动上苍恢复繁荣或已被破坏的社会和谐。这样做的根据是儒教的一个训导，即如果事情搞糟了，那一定是“上边的人”的坏榜样或缺少德政所造成。

有些分析家把现代日本、朝鲜、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较近期的中国大陆的高速经济增长率归功于它们共同的儒教传统，它强调集体努力、勤奋工作、教育，以及个人为集体——家庭、工作单位甚至国家——的利益做贡献。这样的分析的确符合这些社会的情况和成就，因为它同样有助于解释中华帝国何以成功地存在如此长的时间。总的说来，儒教在提供给个人自我发展或修养的空间、因而也就是在个人成就方面的空间，与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很有意思的平衡。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本的、积极的价值，但在东亚人那里，它们的基本内涵却是自私和没规矩。自私和没规矩的结果则是可能使所有人受难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每个社会在个人自由与保护集体利益及用规则维护秩序的需要这两者之间达到各自的平衡。儒教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因为它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最成功的一个社会所遵循的教义。不过我们应该记住，儒教的持久性主要由于它融进了原已存在的父权制价值观，也由于它提高了有教养的男性精英的地位，父权制就是依凭这些男性精英演进的。

2.4道　教

古代中国第二大宗教或道德哲学是道教。“道”很难定义，因为道教的基本格言是静，甚至是无为。可见的、理性的人类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个大得多的自然的宇宙。人必须到宇宙中寻求指导，但不可能将它讲明白。道教的主要经籍《道德经》是一部难懂的神秘的言论集，即使是中文版本，其意义也很不清楚，更不用说西方人翻译的几百种版本的含义了。它的开篇就很典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的意思大概是“凡是可以讲述出来的道，不是长存不坏的道；凡是可能标记出来的名，不是长存不坏的名。”我们猜想这些话意味着，真理不可能用词语表达；或者，如果可以，则只有通过哑谜或佯谬。《道德经》的很多内容据认为出自孔子的同时代人老子，尽管它目前的文本不会早于公元前3世纪，而且大概经过多人编纂而成。据说老子曾与孔子辩论，后到西方游历，获长生不死之道，老后不知所终。

《道德经》有一点是明确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①这极可能是针对儒教而言；道教人物确实偶尔说过也写过，但所说所写通常是哑谜或与大自然呼应的类比，而其全部目的就是要说明，人世间的各种努力，尤其是政治，不仅无用而且错谬。他们的使命就是放松，顺应潮流，停止“改善”事物的努力（儒教徒则总是这样做），要仿效水那样能绕过障碍物、适应环境和寻找最低位置。凡存在皆天然之物，因而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