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背景是与人们的行为紧密相连的。考古学家会检视器物本身及其与其他器物的关联以洞察人类行为。例如，比利时考古学家调查了位于该国北部梅尔（Meer）一处沙土空地上一个有着9000年历史的狩猎营地。通过标识出古代文化层出土的所有石器残片，他们不仅为此处营地定了性，而且根据石器残片散落的形态推断出，当时曾有一两个人坐在那里并制作了几件燧石制品。这些残片的空间关系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极其详细地重建9000年前发生的事情。通过将残片进行拼接，他们成功地复制了当时的石器制作技巧，甚至指出其中一位工匠是左撇子！

类型学和“民族志的现在”

文化史研究严重依赖民族学类比法（ethnographicanalogy），即将鲜活的现代社会的器物和文化与古代的相比较。当然，在当代和古代的狩猎武器之间有时存在巨大且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在现代玛雅人及其远祖所使用的磨石（凹面磨盘［metate］）之间也一样。但是如果因此而假设史前觅食者对环境的看法与南部非洲现代桑族人的一致，或者生活在冰期晚期的北极猎人在很多方面都与当代爱斯基摩人类似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种方法是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有时也被称为“活的考古学”，即通过研究活的社会对考古资料加以理解和诠释。例如，考古学家约翰·叶伦（JohnYellen）曾经在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和当地的！KungSan族觅食者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他回到他们的露营地，记录下零星的废弃物、灌木居址遗存（brushshelter）、灶坑及睡觉的地方。叶伦甚至发掘了其中的一些遗址，并收集一批研究古代觅食者的有价值的信息。例如，！Kung族遗址中的大多数器物形态都是家庭活动的结果，而一些公共活动如跳舞或者第一次分肉仪式等则都在公共空地上进行，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考古线索。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哈德萨人的狩猎-采集型社会（hunter-gatherer）中也开展过类似的调查（图1-8）。

考古学家的身影遍布全世界，从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历史聚落到现代非洲村落，再到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营地，他们孜孜不倦地从已知的现在往回追溯遥远的过去。阿兹特克、印加（Inca）、普韦布洛、祖鲁（Zulu）——这些社会代表着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的现在（ethnographicpresent）的传统文化，它们尚处于被西方文明的破坏性影响永远改变之前的所谓原始状态。尽管如此，这种民族志的现在只是一种迷思（myth），因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处于持续的变迁当中。对任何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古代文化来说，没有一刻是静止不动的，更别提在与欧洲人接触时了。

举例来说，欧洲人遇到并描述的整个北美的美洲印第安人都已经受到了广泛传播的西方接触的影响。早在外来者真正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天花和其他一些疾疫就已经深入传播到了内陆，致使当地人大量死亡。所以，甚至第一批来到美国东南部内陆的探险家在和印第安人接触时也会经常视其为自己前身的影子。没有人会把自己已死的社会称作“民族志的现在”。

1.10文化进程和过去的生活方式

文化进程（cultureprocess）指的是文化体系中的变迁和互动。文化进程研究在考古学家当中引起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他们认为考古学远不止是一项描述性行为，用考古学来解释文化如何在遥远的过去发生变化是可能的。

所有的文化体系都是处于持续的变迁当中的，其各种政治、社会和技术子系统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我们自己就生活在一个文化迅速变迁的时代，代际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更别说世纪与世纪之间了。想想汽车设计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一些细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并不明显，但是多年来以提高安全性能为目标进行的稳定改革累积起来的成果却是非常突出的——安全气囊、吸能式保险杠、真皮方向盘、防抱死制动，等等。今天的汽车和20世纪60年代的大为不同，许多变化都得益于政府更严格的安全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驾驶者安全意识的提高。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庞大的技术子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累积性变化。通过检视这些技术变化与政治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得以理解这些文化在其中发生变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