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线性文化进化理论将人类文化和文化生态学的系统路径整合成一个严密紧凑又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方法，用来研究和解释文化进程。作为适应研究路径，文化要求研究者把文化变迁放到多种变量相互影响的背景中。因此，在研究古叙利亚的农业产生或美索美洲（Mesoamerica，这里有许多繁荣的史前国家）①玛雅文明诞生等文化演进时，并不存在哪个首要因素导致了上述变化，而毋宁说是有一系列重要的变量，如人口的增长、食物的不足、漫长的干旱，以及集团内部的竞争等，共同发生作用，从而导致了文化变迁。

当我们为史前时期的主要和次要事件寻求解释时，我们需要考虑变革发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以及激发这些机制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人口压力、猎物不足等）。这种多重起因的模式与描绘古埃及人横穿大西洋的或才华横溢的隐居发明家的冒险故事大为不同。为了明确许多相关因素，它们需要明晰的方法论，最常使用的数据包括像碎陶片和石器这样的物质遗存。

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

文化作为适应的研究路径主要关心的是找出古代各种人类文化中的种种变化，解释长时段中的文化变迁。拥护这一路径的考古学家如此专注于对文化变迁的解释以及寻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许多人抱怨说这一方法太过关心文化变迁的进程，而忽视了这些变革背后的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男人、女人、儿童、成人、家庭、社群及其远亲近邻。他们的生活时时处处互相影响，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意见相左，有时妥协或争吵，有时则和平相处。从这种相互影响中产生了文化传统，从而为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提供指导。这一传统有时也会成为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而遏制革新，但有时在重压之下也会反而激励创新。

生态上的及其他一些外部局限性可以通过文化得以调和，但是它们独立地对人类行为发生作用，因此如果用进化理论或其他类似理论来解释的话非常容易理解。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要大得多，这使得很难把进化顺序加诸人类历史之上，因为即使不考虑外部限制，许多文化变迁都是偶然发生于流变不居的环境和文化传统中的。通过研究单个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们试图以一种进化论者和文化生态学家从未设想过的方式解释文化的不同特征。我们逐渐尝试从外部（环境）局限和内部（社会）局限两个方面来解释过去。内部局限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等受文化制约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因不同的文化而异，但是其中有些却是许多相隔千里的文化所共享的，举例来说，地理上天各一方的两个文化可能在了解了相关技术的公共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了青铜冶金术，但是有关这项技术的文化背景却大相径庭，就像中国的商文化（第11章）和秘鲁沿海的莫希文化（第14章）。许多地区都发展出了一些类似的象征手法，例如酋长或者国王登台的惯例，或者统治者与太阳之间的联系，但那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关联。

新一代考古学研究已经不再专注于文化进程和文化生态学，而是首先谨慎地探寻早期人类的思维世界，有时被称做认知考古学（cognitivearchaeology），即研究思维的考古学。这一新的研究路径既充满争议，又新鲜刺激，因为它从多门学科中提取证据，其中就包括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psychology）。

1.13诉诸无形：意识形态和互动关系

考古学家通过少量的人类化石和人类行为的遗存（器物、食物遗存等）来研究遥远的过去。而人类的大脑、我们的语言、思维过程、信仰以及人际交往都是无形的，无法通过考古资料流传下来。尽管如此，考古资料也可以为250万年来人类行为的进化和思维能力的强化提供激动人心的证据。距今250万年前工具制作技术在东非的出现可以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人类大脑容量在接下来的一百万年里发生的戏剧性的增加。另一个重要时刻发生于60000~30000年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大脑已经发育完成，智人发展出了更复杂的技巧、艺术，以及最早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