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提出了一些关于过去的本质性问题：在人类大脑容量发生上述激变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语言和人类意识首次出现于何时？在现代大脑出现之前和之后的人类智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文化的力量和局限性以及认知问题日渐了解，使得考古学家们越来越把关注的焦点从文化变迁的进程转移到人和群体身上。许多新的研究试图超越考古资料的物质性的一面，而去寻找古代社会背后复杂而无形的思想观念。这一激发出大量理论争辩（通常都是冗长繁复而毫不相关）的研究方法有时被称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post-processualarchaeology）。尽管理论争辩仍在继续，但的确已成功地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两个重要的主题上：古代意识形态和信仰，以及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意识形态和信仰

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是很难通过人工器物、艺术和建筑这样的物质遗存来重建的。我们只能猜测隐藏在冰期晚期的洞穴艺术（参见第4章），或者出土于约旦杰里科的早期农业定居遗址的著名人像（图1-11）背后的信仰和动机，但是如果像埃及文书或玛雅象形符号那样的文字记录能够和考古发掘结合起来的话，古代意识形态和信仰的研究就具备了极大的潜力。这类研究的一个绝佳案例是美国玛雅学家琳达·谢勒（LindaSchele）和大卫·弗里德尔（DavidFreidel）对中美洲古代玛雅图像所做的杰出研究，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将破解了的玛雅符号与考古数据相结合的基础上（参见第12章）。他们的工作显示了宗教仪式、神殿和寺庙建筑是如何有助于塑造古代生活的。“玛雅人相信过去会一直按照一种不断重复的模式无尽地循环下去，……这种模式早已被设定在了纵横交错的时空网络中”，在两人合著的《王的森林》（AForestofKings）一书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的挑战在于……将这段保存于文字、图像和废墟中的历史以一种现代思维能够理解，但同时也忠实于玛雅人自己的观念的方式加以解读。”（ScheleandFreidel，1990，p.18）

互动关系

最后要分析的是，分享文化的主体是人，是群体和个人在为每天的生活做出决定。男人与女人相互影响，儿童和成人相互作用；家族内部争吵不和，派系林立；民族间为争夺财富和政治权力而相互竞争——这些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行为，就构成了束缚或者激发文化变迁的力量。究其本质来讲，考古资料通常都是非人性化的，可以为年代学所采用的考古器物和食物遗存所处理的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较为模糊的群体甚至某个范畴的人群的行为，如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女性。

考古学家只能在少数情况下越过人工器物和食物遗存去研究群体和个人的角色、他们承担的工作，以及他们影响事件进程的委婉方式。举例来说，生物人类学家缇娅·摩尔森（TheyaMolleson）在叙利亚阿布·胡赖拉（AbuHureyra）的一处公元9700年前的早期农业村落里发现，所有成年女性的骨骼中都存在畸形的趾骨、膝盖骨，以及脊椎低垂，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情况是长时间地碾磨谷物造成的（见图6-4）。男性尸骨不存在这种磨损。这可作为人类历史上有关男女分工的最早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