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前辈科学家们曾相信进化是一个渐进的上升机制，然而早期的东非化石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非常不同的图景，目前的观点认为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equilibrium）——一段很长的相对稳定期之后，会出现一个由新的选择性压力（selectivepressure）所造成的急剧骤变，这种选择性压力是由于条件的改变，比如环境或机体自身的变化所带来的。

这种急剧的骤变很可能发生在南方古猿惊奇种从能人中分离出去的短暂的50万年间。不管是谁第一个学会了制造工具，石器制作技术的发展都使其发明者掌握了相对其他人族类型的优势。石斧和石片使得他们能够捕猎到食肉动物，从而获得能量更丰富的高脂肪食物，这导致了各种进化上的重大成果的发生。在早期人属（能人）从直立人（H.erectus，190万年前出现在东非）中分离出来的那个千年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解剖学进展。脑容量从阿法南猿的大约500立方厘米增加到直立人的1000立方厘米。为适应两足行走，髋部和大腿也发生了更进一步的改变，性别二态性（sexualdimorphism，即大小因性别而异）也有所减弱。身体结构的原始性和早期人族的性别二态性特征，只有在更高级的直立人出现时才消失（见第3章）。但是，是什么造成了进化节奏的改变仍是一个谜，不过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气温的降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6谁是最早的人类？

一代人以前，人们认为人类的进化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条阶梯，底端是类猿祖先，顶端则是现代人。就人类来说，工具制造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诞生。这一推断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了关于“谁是最早的工具制造者”的几场大规模争论。是南方古猿，还是某种关系密切的人族类型，比如被寄予厚望的能人？随着各种发现涌现出来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人们就发现，在工具制造开始出现时，活跃着许多人族动物，从而使第一个“人”（human）的确定问题变得更具挑战性。

近年来，普遍采用以下四种标准来定义人属化石：

·脑容量须达到600立方厘米；

·对语言的掌握，可通过头盖骨内大脑模式的特征加以确定；

·拥有现代人精确抓握的能力以及可相对的拇指；

·制造石器的能力。

所有这些标准都存在严重问题。绝对依靠大脑功能在生物学上的重要性是不可靠的。现在，我们知道语言的证据是不能从头盖骨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我们仍然对早期人族中有关精确抓握的发现所知甚少。石器这条标准的使用尚无定论，因为在260万年前最早的人工器物出土的地方，既有早期人属，也活跃着粗壮型南猿。

人族的进化过程中所涉及的物种多样性，远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要多得多。人类进化应被视为一个或多个适应辐射（adaptiveradiation，即一个进化骤变期，期间一个单一的物种分化以适应不同的生态位，从而导致各种新物种的产生），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线连续性进化过程。这种观点来自遗传分类学（Cladistics），一套旨在重建进化关系的分析体系，这一体系20世纪50年代首先被提出。经典进化论是以不同生命体的形态相似性为基础的。遗传分类学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遗传分类学分析不仅专注于共同祖先的鉴别特征，而且专注于那些独立分化的、具体世系所独有的特征。显然，遗传分类学倾向于强调多样性多过共性。

遗传分类学认为，人属是一组关系相对其他属的物种更为密切的物种。这种诠释坚持认为人属是单源的（monophyletic），其所有的成员最终都是由一个共同祖先分化而来的。伍德（BernardWood）和马克·考拉德（MarkCollard）将人属定义为“其成员单独占据一个适应带的物种，或者单系群（德语monophylum，英语monophylu）”（1999，p.66）。借助这一定义，他们对所有已知的人属物种化石作了一个遗传分类学分析，并设计出一棵进化树（cladogram），分别将所有类型的南猿、能人和后来的人类归入同一个属；然后以匠人（Homoergaster）为起点为人类设计另一棵进化树（图2-11）。这一错综复杂的统计分析显示，我们对身形大小、行动能力、发育情况和咀嚼器官的相对大小已经有了充分了解，从而能够将人族化石的适应策略划分为两个大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