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驯养的过程毫无疑问是漫长的，并且几乎同时在亚洲西南部的许多地区发展起来。尽管所发现的动物骨骼非常稀少而且无法成为早期驯养的证据，但大多数权威学者现在都同意山羊和绵羊是亚洲西南部最早被驯养的动物，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山羊和绵羊都是过着群居生活的小型动物，它们的骨骼上附着有相对其体型来说相当多的肉。它们很容易就可以被隔离，圈养起来，并与人类发展出一种共生关系。

牛的驯养就要困难得多了，因为它们的原型Bosprimigenius（原始牛）是石器时代人们经常狩猎的一种野牛（图6-1）。南非考古学家安德鲁·史密斯（AndrewSmith）是一位研究蓄群（herding）的专家，他相信最早的驯养动物来自生活在干旱环境中的那些纪律性更强的野生兽群，因为在干旱环境下更容易控制动物的移动。这种情况可能随着公元前7000年以后气候的日益干旱而在亚洲西南部和撒哈拉沙漠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

有些动物，如海洋哺乳动物，因为其活动范围大多在人类影响力所及之外，因此不能被驯养。早期绝大多数成功的驯养都局限于群居动物中，它们可以被看做一种食物储备，即“会走路的谷子”（grainonthehoof）。

6.2小麦和大麦的栽培

野生小麦、大麦等庄稼的特性与其家养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在野外时，这些谷物长得非常茂密，人们可以以手为刀从茎部将其斩断，然后把落下的种子收集到篮子里，也可以将整株植物连根拔起。这种手斩技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野生谷物是靠一个脆弱的连接点即叶轴（rachis）附着于茎上的。当人们徒手收割时，脆弱的叶轴断开，种子就会落到篮子里。

人们最早栽培的小麦和大麦就是这种叶轴脆弱的野生型，而且新生成的庄稼数量一定非常多，才会在最初的2~5年里突变成为家养型。对半坚韧叶轴结构的挑选在驯养的最早阶段还只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或许加速这一进程的是镰刀的使用，或以连根拔起整株植物的方式来收割成熟的种子，而不是单纯的敲打并用篮子接住（图6-2）。计算机模拟演示表明，家养的半坚韧结构最初可能十分稀少，但它们繁殖了20~30代——就这些谷物来说，也就是20~30年间——之后便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家养化。对土耳其东南部单粒小麦进行的DNA指纹图谱分析证实了这一短暂的时间框架。在这项研究中，仅仅一两个基因的改变就将野生小麦转变成了拥有强韧叶轴的可食用作物。

伦敦大学考古学家戈登·希尔曼（GordonHillman）认为，早在驯养方式的采用普遍到可以被识别，即被应用到大约1%~5%的庄稼身上去时，农民就已经开始自觉地进行挑选了。从那时开始的3~4年里，驯养就已经完成了。

尽管通过核对实验和计算机模拟可以清晰地重建驯养过程的大体步骤，但要想在亚洲西南部地区的诸遗址中找到能够记录实际进程的“过渡期”的谷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野生型向驯养人工变种的转变之快，以至于我们很可能在一个文化层中发现野生型，在下一个文化层中就能发现驯养型。DNA研究明确指出，土耳其东南部地区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驯养谷物的地方。近来，最好的考古学证据来自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AbuHureyra）这样的遗址，这里的农业出现于约公元前10000年时，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具体讨论。但是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9400年时，约旦河谷地区就已经开始栽培无花果了。

6.3亚洲西南部的农民（约公元前10000~前5000年）

冰期末期全球气候的普遍变暖给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一些气候温和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冰原退去，海平面上升。亚洲西南地区的气候变化要细微一些，主要体现在山脉雪线、降雨模式和植被覆盖的转变上。尽管如此，这些相同的变化周期给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稀疏人口带来了重大影响。冰期行将结束之时，在东地中海沿岸，在约旦河谷和幼发拉底河谷，只有数千名觅食者幸存了下来。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千年时间里，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到上万人，这都是村落生活和农耕所带来的结果。借助新的环境和考古发现，现在我们对当地生活的这一重大改变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