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自叙利亚的淡水湖等地的花粉样本告诉我们,森林覆盖在冰期末期得到了快速扩张,因为当时亚洲西南部的气候要比今天更凉爽,而且相当湿润。许多地区的动植物物种都比当地现在的物种丰富,从而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约公元前10000年时的大部分人类聚落都位于黎凡特(Levant,地中海沿岸地区)、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中及山脚下(见图5-1)。局部地区如约旦河谷、幼发拉底河谷中部,以及扎格罗斯地区的某些河谷人口密度更高。在这里涌现出了一些更复杂和更稳定的定居社会。人们热火朝天地对当地景观进行开采利用,爬上山坡去寻找野生的禾谷植物和干果,下到绿草如茵的低地和河谷中去捕猎瞪羚等猎物。这些聚落里出土的外来品,从海贝到石碗,到黑曜石(火山玻璃)制成的器物,无不通过贸易的形式从远方而来。这一总量可观的社区间贸易使得社会复杂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借助一丝不苟的发掘和浮选法的广泛应用,我们终于对生活在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谷中的阿布·胡赖拉人的觅食行为有了相当丰富的了解(图6-3)。阿布·胡赖拉兴建于公元前11500年,是一座由狭窄的半地穴式房屋(房子部分在地面以下)组成的定居村落,这种房屋以芦苇为屋顶,并靠木立柱支撑。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这片树木繁茂的干草原地带一直维持着较今天更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且野生河谷植物的生长异常繁盛。居民们靠捕猎春天从南方迁徙而来的波斯瞪羚维生。由于有了这样宜于居住的地理环境,一个大型的永久性聚落里就可以容纳300~400人。而且他们不再是一些散落的小型游团,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大型族群,很可能按照不同的血统结成不同的宗族。植物学家戈登·希尔曼通过发掘出的浮选标本来研究人们植物采集习惯的变化情况,借此,他仿佛透过望远镜来观察当时的景观变化。数百处微小的植物遗存显示,人们曾经在附近的无花果树(pistachio)和橡树林里采集干果。尽管如此,随着气候的日渐干旱,聚落附近的森林开始减少。居民们转而大批地采集野生禾谷植物,与此同时干果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到公元前10200年时,旱情已经极为严重,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抛弃他们长期建立起来的聚落,之后可能分散到一些小型的营地当中去。有迹象显示,他们曾尝试种植黑麦,但没有维持很久。
5个世纪以后,约公元前9700年,一个坐落在土丘上的新的村落出现了。起初,人们还是会大规模地捕猎瞪羚。约公元前9000年时,不出几个时代,他们突然转向放牧驯养的山羊和绵羊,并且种植单粒小麦、豆果(pulse)和其他一些禾谷植物。阿布·胡赖拉迅速扩展成为一个占地近12公顷且组织严密的社区,这里的房子都是单层的长方形泥砖房,以狭窄的小巷和庭院相连。最终在约公元前6000年时被废弃。
新经济体的出现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不仅在杰里科,在许多其他地方,如同样位于叙利亚的艾因·格扎尔(‘AinGhazal)都出现了类似情况,那里发现的山羊趾骨上有拴足(把山羊蹄捆在一起)所导致的明显的磨损痕迹,从而证实了山羊是早期被驯养的物种之一。大多数聚落都建在地势较低的地方,靠近水源充足的可耕地。聚落中的人们通常生活在由圆形或椭圆形单间房屋紧密聚集而形成的小型村落里。其中最著名的聚落都位于《圣经》里的杰里科城脚下,约书亚率军围攻时以鼓号齐鸣轰倒其城墙的故事令杰里科名闻天下。
至少在公元前10500时,一个小型营地崛起于杰里科泉边,但很快一个永久性农耕聚落继之而起。定居者们建起配有高塔和环城壕沟的巨大石墙,壕沟由岩石砌成,沟深超过2.7米,宽3米。蜂窝状的棚屋在城墙下聚集。修建城墙和壕沟这类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规模,乃是几千年前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为什么要修建城墙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它们可能曾被用来防洪,也曾因为与邻近集团争夺稀缺的食物资源而起到防御功能。杰里科还出土了许多有关祖先崇拜的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即那些用灰泥塑成面部的人类头骨,这清楚地表明人们非常拥戴与超自然世界和土地之间的这种传统上由亡灵来庇佑的紧密联系(见图1-11)。
黎凡特地区的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6000年间出现了大幅增加,他们所生活的永久性村落星罗棋布,向东可延伸至更干旱的叙利亚高原。人们在小块的农田里种植二粒小麦、大麦、小扁豆和豌豆,并通过农作物和豆类的轮种来保持地力。一些像杰里科这样的社区很快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农民们所使用的物品包括来自土耳其的黑曜石,来自西奈半岛的绿松石,以及来自地中海、红海地区的贝壳装饰物。当时的贸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村落开始使用一些黏土制成的小圆球、圆锥和圆盘来记录商品交易。这很可能代表了一种简单的书写体系,并于日后演化成了书面文字(参见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