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19日，纽约最热门的票是《天堂之门》（Heavens Gate）电影首映式的入场券。凭借前部影片《猎鹿者》（The Deer Hunter）而声名鹊起的导演迈克尔·奇米诺（Michael Cimino）花费数年时间，以超过3 500万美元的巨资（相当于现在的1亿多美元）打造了这部美国西部大片。该片拍摄时间跨度很大，演员阵容庞大，由冉冉升起的演艺界新星杰夫·布里奇斯（Jeff Bridges）和克里斯托弗·沃肯（Christopher Walken）担纲主演。这样一部影片要大获全胜似乎如探囊取物一般，然而剧组的所有人在影片杀青之后都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首映式，包括制片人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看过影片最终剪辑完成的效果。

奇米诺拍摄该片是在步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拍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的后尘。作为一部描写越南战争的史诗性影片，《现在启示录》不乏创造性传奇色彩——该片的拍摄过程极为艰难，但最终票房大获成功。《天堂之门》也是导演主导取向，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电影制作产业的第二次开放时代，甚至可以说是那种时代风潮达到顶点时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又一次贴近并实现了W· W· 霍金森在20世纪10年代提出的制片理想：电影制片公司将导演对拍摄电影的自主权作为了工作的前提，他们支持导演将自己的灵感变成现实，只要导演有任何拍摄上的需求，电影公司都将尽力满足。最具新好莱坞时代精神的是联艺电影公司，这家公司是唯一一家经历20世纪20年代电影垄断企业的产业清洗尚幸存于世的大型独立电影公司，它的工作方式就是找到那些有想法的导演并为他们的想法投资。20世纪70年代，联艺电影公司成了有抱负的新锐导演实现理想的主要平台，其中不只包括科波拉和奇米诺，还有伍迪·艾伦、马丁·斯科塞斯和其他一些导演。

然而，《天堂之门》在纽约的首映并不成功。让人惊讶的是，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前半部分时毫无反应。联艺公司的管理层人士斯蒂芬·巴赫（Stephen Bach）后来写道，观众“既没有被震撼得鸦雀无声，也没有因枯燥乏味而昏昏欲睡”。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奇米诺走进接待室，那里没有热烈的气氛，斟满了香槟的酒杯也没有人碰。巴赫记录下了这位导演与他的营销人员之间的对话：

“他们为什么不喝香槟呢？” “因为他们讨厌这部电影，迈克尔。”

评论家们的批评毫不客气，尤其是《纽约时报》的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他写道：“《天堂之门》这部电影是近年来罕见的烂片，完全就是个灾难。”这部影片的“失败如此彻底”，坎比写道，“以至于我们要怀疑，在拍摄《猎鹿者》的时候，奇米诺先生很可能是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来换取影片的成功。而当他执导这部影片的时候，很不幸，魔鬼正好现身收走了他的灵魂”。

自打公映那天开始，《天堂之门》就成了电影史上著名的滑铁卢事件，而且并不单单是从票房的角度而言。这部影片确实没能赚到大钱，不过事情并不只是那么简单。这次失败还导致了更深层的结果。或许有些不太公平，就因为这部影片的失败，人们开始指责联艺公司制作电影的方式。这种20世纪70年代电影艺术的标志性制作方法重视导演的独立思考，赞美一切艺术上的创新。而《天堂之门》就是一部最糟糕的作家电影，联艺公司因为这部影片迅速破产，最后不得不被米高梅收购，电影产业的第二个开放时期也因此渐渐走向了终结。

20世纪80年代初联艺公司的衰亡带来了电影产业的第二个封闭时期，循环现象在这里发生了转折，产业秩序也开始重设，并形成了一套沿用至今的规矩。另一种制片方式由于旧方式的没落而兴起，与此同时，媒体联合企业也应运而生。联合企业最伟大的缔造者是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s），曾经在殡仪馆工作的他为娱乐产业开创出了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不同于无附属公司的联艺公司，罗斯建立的华纳通信公司（就是今天的时代华纳公司）囊括了数十家传媒公司和其他资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种组织产业的新方法在各种各样提供曾经被称做“休闲”内容的产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产业包括电影、音乐、杂志、报纸以及图书出版业。

如果不能理解联合企业，也就无法理解通信业，或者说无法理解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产业。然而，这种最初是为了给上市公司做假账而建立的产业形态，至今也难以找出特别明确的特点，更别说根据特点来为其辩护了。不管是律师还是经济学家都被这种多头公司的运作方式和产业优势弄得晕头转向。1981年刊登在《贝尔经济学杂志》（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中的一篇论文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尽管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到现在还没人能够准确说出联合企业合并的理由。”

尽管如此，联合企业依旧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信息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组织形式，制造并影响着国内外最大份额的文化内容。与之前集中管理的好莱坞制片公司相仿，联合企业既可以是文化体系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最坏的敌人。因为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联合企业使得所在的信息产业具有了金融上的稳定性，并使得产业从业者有充分的自由度可以去承担一些有风险的项目。不过除此之外，联合企业同样也可以因为因循守旧而成为抑制产业发展的霸主，一味地追求收益最大化，并将所有可能的产业领域内的知识产权都收入自己囊中。如果发展到最坏的情况，而且事实证明有利可图，那么联合企业就会使用自己大规模的文化生产方式，产出极其平庸的文化内容，将奥尔德斯·赫胥黎在1927年的预言变成现实，那就是成为一种结合“各种科学技术手段……让天下的傻瓜越来越多……”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