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以派拉蒙公司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具有垂直整合的产业管理特点，这也可以说是为了最小化他们的投资风险。当时的电影公司控制着电影产业包括制片和放映阶段在内的每个部分，不管是演员还是影院能容纳观众的人数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不仅可以控制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证观众人数。尽管电影公司的控制手段并不是每次都奏效，但是这样的产业形态至少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产业稳定性。

相比而言，罗斯对娱乐产业风险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显得十分具有想象力：他用一些与电影毫不相关的生意更为稳定的收入分担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投资风险。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他以现金流转的名义收购了清洁服务公司、DC喜剧公司、富兰克林铸币局、《幽默》杂志社、花园州国家银行、雅达利电子游戏公司和纽约宇宙足球队。很显然，并不是每个纳入他收购计划的对象都当得起他公司“通信”的头衔，不过每个选择都是“协同作用”的一部分。

这种奇特的一揽子公司形制可以带来两个层面上的平衡效果。第一个层面自然是在各种媒体之间。我们已经提到过，唱片、电视节目和图书都属于“热门产品驱动的”产业中的产品，都要受到此类产业不确定性的影响。将各种媒体产业集合起来就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因为如此一来，各种媒体就得到了一个获益的平台，一部烂片的亏损可以在某本畅销书的收入之中得到平衡，总收益也就可以保证稳定的增长。不过，对于《天堂之门》这样的超级大烂片，要想做好防御工作就只能诉诸第二个层面的平衡效果了。罗斯的做法就是让其他收入更为有保障的生意，来分担娱乐产品收益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华纳通信公司这把大伞覆盖下的产业除了有电影和音乐，还有停车场、汽车租赁和殡仪馆（罗斯以前的职业）。

罗斯将办公室清洁及其他服务公司与传媒企业结合的创举不乏后继者，2004年通用电气公司对环球影业的兼并就是来自重工业领域的回响。

托马斯·爱迪生创建的通用电气公司如今控制着卡尔·拉姆尔创建的环球影业，其中的讽刺意味恐怕只有电影史学家方能体会到。这次兼并就像是爱迪生托拉斯一个世纪之后的复仇一样。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传媒业的巨头收购传媒业之外的比萨餐厅之类的小公司，而是产业巨头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买下一家电影公司。从此以后，环球影业背靠大树好乘凉，安享任何娱乐产业公司都指望得到的最好的保护。2008年，通用电气公司的年收入超过1 830亿美元，而环球影业只有50亿美元，还不到前者的3%。控股公司具有这样的规模和实力，环球影业就算在某部影片上亏损几百万美元，虽然并不是什么好事，至少也不会关系到生死存亡。这就是大片滑铁卢的终极防御方案：组成庞大的各行业联合企业，这样投资2亿美元的电影能否成功，相对而言也只是小事一桩。

联合企业的构造看来是娱乐与文化产业的救星。庞大的建制能够为重大的损失提供后盾，从理论上说，各种创造性的尝试都可以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所以同时具有价值和风险的项目也就可以被采纳和实行。单是通用电气公司在电灯泡上的赢利就足以支持数十位大导演拍摄大片，或是为数千部像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的小制作影片提供资金。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沉浸在这样美好的想象中：电影公司凭借母公司售卖电灯泡而抽取的增加收益的附加费用，得以保持良性运作，这样的盈余收益就成了电影产业在政府扶植艺术事业的经费以外得到的另一种投资。联合企业既然可以通过传媒以外的经济部门的收益降低传媒产业的产品风险，它就为人们带来了进入电影产业乃至整个娱乐产业的黄金时代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当罗斯和其他人（例如海湾与西部公司的领导层）开始推行这种产业形态，将电影公司与其他各种更为稳定的行业相结合的时候，联合企业确实使得娱乐产业既获得了稳定性，又增强了创造性。这些新型的联合企业像从前的独立门户者电影公司那样更愿意为具有思想和趣味的作家电影投资。只要这些电影不赔不赚，或者没有赔多少钱，联合企业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低标准的资金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让人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联合企业开始用其对待其他行业产品的那种唯利是图的眼光来审视电影行业的收益。

在我们讨论联合企业为文化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新鲜价值观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想想，为什么联合企业的经营者会想要拥有这些传媒产业。我们当然明白，财雄势大的母公司对电影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一家像通用电气公司或者时代华纳公司那样的企业似乎可以做得更多。这样的企业自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足够多的电影提供资金支持，甚至蒙受损失也无关痛痒，可是这样做又能为它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原本就是为追求利润而建立的企业，为什么要为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以导演为中心的电影承担风险呢？像那样的产业，似乎大部分精明的生意人都会想办法甩掉吧。一段时间之后，联合企业就会因为股东利益受损而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并最终加紧对旗下电影公司的管束。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罗斯最初建立华纳公司的时候，他和业界的同人还是放松了缰绳，让电影产业自由驰骋。

说句老实话，媒体联合企业的兴起很难说不是受到了个人虚荣心的驱使。虽然把各种媒体产业集中起来并不一定能够获利，不过这样的企业形态至少让罗斯和他的后继者们体验到了某种非凡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像他们那类的男人最难抗拒的。

企业的高层领导要忍受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也会得到很多回报，最重要的就是高薪和企业的控制权。不过后来的企业高层发现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除了那些拥有强大企业的管理者，像是20世纪初的J·P·摩根、J·D·洛克菲勒和20世纪末的比尔·盖茨，个别行业的经营者在从前的美国历史上成不了大名。罗斯在经营殡仪馆和停车场业务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富有了，然而并不出名，更说不上声名显赫。他的传记作家康妮·布鲁克（Connie Bruck）说，正是传媒企业高层的职务让罗斯找到了生活的热情，那才是他一直渴望的传奇般的人生。经营一家管理着各种传媒业务的联合企业让罗斯和他的后继者们有机会结交摇滚明星，同女演员约会，随心所欲地推行自己偏爱的项目，甚至还能左右公众舆论。

这样的诱惑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建立帝国”的动因。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口中的那种行为，更严格地说是指以建立过程本身作为目的的行为，就像西奥多·韦尔所表达的那种被天生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所驱使的行为。尽管罗斯确实也具有同样“单纯的”愿望，不过毫无疑问他更多的是被帝国的权力所吸引，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的诱惑，他才从已然发展得不错的稳定行业被吸引到电影产业中来。有些企业高层是那么心甘情愿地一掷千金（尤其是花费别人的金钱），就为了能够接近和控制那个被公众追捧的世界，这也是非常让人吃惊的事。不过，很少会有高层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虚荣心驱使下的非理智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