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1912年6月11日)和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1924年11月30日)的记载。20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1-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银圆左右。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银圆，合每月17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600元、2009年人民币12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学术自由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

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银圆的编辑费，以备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1922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他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