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共收入425712银圆，其中，教育部薪俸578银圆，占136％，稿酬11773银圆，占276％，在北京领取讲课费40182银圆占94％，厦门大学预支薪水和差旅费2100银圆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银圆。本年家用账目只记载到2月，1月家用51银圆；2月为阴历乙丑岁末，家用110银圆。一家四口，而且是春节时期，所以开支增加。书账平均每月3336银圆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圆，也即每月11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圆之下

1912年至1919年，北京的物价还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到了20年代，北京市生活费用不断上升，到1925-1926年，上升了三分之一以上。

这就是说，在1925-1926年间北京市的银圆1圆，平均购买力只能相当于1912年的7角左右。。

从1923-1926年鲁迅在北京的《日记》收入、《家用账》和《书账》支出的记录看来，鲁迅过着一种“中产的知识阶级”生活。家庭日用吃穿住平均每人15-20银圆，超过一般市民的标准。平均每月花在购买书籍方面的费用占日常支出的15%～20％，更是中等的知识阶级的特点。

1926年8月，鲁迅决心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是鲁迅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他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除了种种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伤逝》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其端倪。

鲁迅的经济地位，属于中间阶层（MiddleClass，以前或译为“中产阶级”，窃以为不妥，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归入“反动资本家”之列；实际上中间阶层主要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并非生产资料的独占者)。整个现代史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现代文明的重心。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亲身体验回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育部大学院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报刊社如新青年、晨报（副刊）、申报（自由谈）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书籍印行，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击倒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

物质生活上的宽裕和精神生活上的自由，应该是同一枚银圆的两面，缺一不可。

鲁迅的魄力和魅力，就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样冒着很大风险的社会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了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藐视，超脱于“官场帮忙”和“商场帮闲”之上，保持了他比生命更珍惜的独立人格。当然，同样具备中间阶层经济地位的人，也可能画地为牢、自弃于世，甚至被民众所不齿。因为自由固然不能由权和钱所买得，却可以因权和钱而出卖。例如他的“人才难得”的二弟周作人，以及文化专制下的某些写作班子、自鸣得意的大棒笔杆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