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日常生活的勤俭朴素，已经有了很多史料、回忆录加以确认，也成了众所周知的共识。至于为什么造成鲁迅对于物质生活如此俭朴的原因，论者往往以他幼年的家境破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来作解释。我在这里试从另一种角度，即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再加以阐明。

鲁迅的故家在浙江东部沿海的绍兴城镇。自古以来，浙东民风勤俭朴素，如夏丏(音勉)尊先生(1885-1946)比鲁迅小4岁，他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与鲁迅同事。1946年王统照所写《丏尊先生故后追忆》一文中说：

浙东人尤以绍兴一带的人勤朴治生，与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浮华地带迥不相同。夏先生虽以“老日本留学生”，住在“洋场”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从未穿过一次西装，从未穿过略像“时式”的衣服。除在夏天还穿穿旧作的熟罗衫裤，白绢长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难得不罩布长衫穿身丝呢类面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蓝色布罩袍，中国老式鞋子。到书店去，除却搭电车外，轻易连人力车都不坐。至于吃，更不讲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饭前总要吃几碗的，但下酒之物不过菜蔬、腐干、煮蚕豆、花生之类。

太平洋战争起后，上海以伪币充斥、物价腾高，不但下酒的简单肴品不多置办，就是酒也自然减少。夏先生甚俭，在那个时期，他的物质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节约，可想而知。

记得（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间，那时一石白米大概还合法币约30圆，比之抗战那年已上涨三分之二。“洋场”虽尚在英美的驻军与雇用的巡捕统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却时时趁空伸入，幸而还有若干文化团体，明地暗里在支持着抗敌的精神。

有一次，我约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绍兴店中吃酒，预备花六七圆。(除几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样鸡肉类。)他与那家酒店较熟，一进门到二楼上，拣张方桌坐下，便作主人发令，只要发芽豆一盘，花生半斤，茶干几片。“满好满好！未事贵得弗像样子，吃老酒便是福气，弗要拉你多花铜钿。”经我再三说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点荤菜，他方赞同，叫了一个炒鸡块，一盘糖腌虾，一碗肉菜。在他以为，吃酒已经太厚费了！……

由此可以联想到，鲁迅日常的衣食住行何以那么节约，并非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从小在浙东老家养成的俭朴习惯。比起在浙西长大的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