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鲁迅在厦门大学刚住满两个月，就联系离开此地，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中大）去工作。下面从鲁迅书信中摘录一些当时他的想法：

【1926年11月8日致许广平】

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作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也就是被用的器具之一，倘再加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前回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几篇。我为了别人，牺牲已不可谓不少，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只觉得他们对于我凡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将来可以攻击时自然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者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也是环境造成的。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联〕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在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

【1926年11月18日致许广平】

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中〕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我不知道你自己是要在政界呢还是学界。

【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

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点书；但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做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编好，此后教书无须豫〔预〕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

鲁迅乘兴而来，败兴而走。他在厦门的日子并不如预想的愉快。鲁迅在《两地书·（原信）六十七》中写道：

广平兄：……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我们在此，当局者也日日希望我们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像养牛之每日挤牛奶一般。某人每日薪水几圆，大约是大家念念不忘的。我一行，至少需两星期，有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白白骗去了他们半月薪水，或者玉堂（即林语堂）之不愿我旷课，也是此意。我已收了三月的薪水，而上课才一月，自然不应该又请假，但倘计画〔划〕远大，就不必斤斤于此，因为将来可以尽力之日正长。然而他们是眼光不远的，我也不作久远之想，所以我便不走，拟于本年中为他们作一篇季刊上的文章，给他们到学术讲演会去讲演一次，又将我所辑的《古小说钩沉》献出，则学校可以觉得钱不白化〔花〕，而我也可以来去自由了。至于研究教授，则自然不再去辞，因为即使辞掉，他们也仍要想法使你做别的工作，使利息与国文系教授之薪水相当，不会给我便宜的，倒是任它拖着的〔得〕好。关于银钱的推测，你也许以为我神经过敏，然而这是的确的。当兼士要走的时候，玉堂托我挽留，不得结果。玉堂便愤愤地对我道：他来了这几天就走，薪水怎么报销。兼士从到至去，那时诚然不满二月，但计画〔划〕规程，立了国学院基础，费力最多，以厦大而论，给他三个月薪水，也不算多。今乃大有索还薪水之意，我听了实在倒抽了一口冷气。现在是说妥当了，兼士算应聘一年，前薪不提，此后是再来一两回；不在此的时候不支薪，他月底要走了。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闽南与闽北人之感情如水火，有几个学生很希望我走，但并非对我有恶意，乃是要学校倒楣〔霉〕。

作为一名精神领袖，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短短4个月时间里就赢得许多学生的爱戴。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赶赴许广平所在的广州。他在《两地书》中写道：“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人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