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6日，鲁迅登上由厦门开往广州的“苏州轮”，17日夜船到香港，泊于海上；18日下午抵达广州黄埔港口，把行李搬到旅店后，当晚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高第街179号看望许广平去了。自鲁迅、许广平二人从北京辗转南下，鲁去厦门，许回广州，至此分别已达4个月又18天。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为了排遣对许广平的思念，两人鸿雁传情，书信往来共计80封左右。这时终于重逢了。

鲁迅到广州的第二天，由孙伏园、许广平帮助，搬进中山大学。住所是大钟楼的二楼。鲁迅作有《在钟楼上——夜记之二》记述道：“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名其妙。”人的一生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鲁迅也不例外。

鲁迅初到广州，如在厦门一样，最大的障碍还是言语不通，不过比厦门方便的是，有许广平陪伴在侧，既了却了相思之苦，又有人做称职的翻译，总的来说，心情是愉快的，所以，一段时间内特别爱游览，爱请客。

1927年2月，经鲁迅推荐，许寿裳亦来中山大学任教；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鲁迅便安排他与自己同住一室。许寿裳到达的当晚，鲁迅就与许广平设宴为老友接风；次日晚又请其至国民餐店用餐；第三日又约其至陆园吃早茶，早茶毕至公园游玩，晚间又至大观茶店吃夜宵。期间，许寿裳多次欲付账，鲁迅坚决不允，声称在女友面前不要驳他的面子，先由自己埋单十次再说。女友陪伴在侧，好友追随前后，鲁迅雅趣大增，便相约一起吃馆子，看电影，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

初到广州，鲁迅居住在中山大学大钟楼的二楼，住室下面就是著名的可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

1927年1月25日，欢迎鲁迅的大会也在这间礼堂举行，站在孙中山曾经发表演讲的主席台上，鲁迅大声讲道：“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不再是退让的时代。”3月11日晚，广州各界在大礼堂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鲁迅再一次站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发表演说。据某听者追忆，当时鲁迅颇慷慨激昂。

1927年2月10日，中山大学任命鲁迅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时讲授“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每周各3小时，共9小时。其时，鲁迅是中山大学名副其实的大忙人。有资料记载，从2月10日至4月14日，鲁迅共主持召开7次教务会议，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科系主任均参加会议；每次开会前，先由鲁迅恭读总理遗嘱毕，再行议事。教务工作，烦琐细致，诸如制订计划、发放通知、命题考试、试题难易、分配试卷、计分发榜、优待照顾、落榜补考、教员配置、安排课表等大小事务，均在其思考、协调与具体落实之工作范围之内。

在中山大学，鲁迅的工作量极大，除了每周9个钟点的课程之外，还要主持学校的教务工作以及文学系的事务，白天忙碌一天，晚间还有许多慕名的访客找到大钟楼二层的卧室来谈论文学与时务，鲁迅的休息时间大为缩短，疲惫劳瘁。作为鲁迅的恋人和助教，许广平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经过思考，她提议鲁迅以及同室居住的许寿裳搬到校外居住，这样可以回避众多的来访者，多争取一些写作和休息的时间。鲁迅与许寿裳欣然赞同，于是，在1927年3月29日，他们三人租赁到了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的一处三房一厅的房子，就搬了进去。这样，不仅鲁迅的休息与创作时间有了保证，许广平还不时地下厨做几道可口的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