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究其原因，除却不满校方漠视学生生命，不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之外，还与顾颉刚教授的到来大有关系。顾颉刚与时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的傅斯年是大学同窗，两人读书时还是室友，所以傅斯年向中山大学举荐顾颉刚甚力。在北平期间鲁迅与顾颉刚还有交往，后来拒绝共事，这也是鲁迅提前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之一。当鲁迅得知顾颉刚即将担任中山大学教职时，断然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说：“顾来我走！”鲁迅并在书信及一些言谈中讥刺顾颉刚为“红鼻”与“鸟头”云云，足见成见之深，几乎势不两立。朱家骅出面调停的结果是，顾颉刚仍被聘为教授，只是不在学校任教，而是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但是，去意已决的鲁迅却断然回答说：“我是不吃回头草的！”

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后，许寿裳也辞去教授职务，许广平辞去助教职务。此后鲁迅有了空闲时间，加上许广平的协助，就在白云楼的居室里整理了《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著作。忙完这些工作，已过了酷暑难耐的8月。他与许广平商议之后，决定到上海去；因为三弟周建人以及好友孙伏园、孙福熙、林语堂等均在上海，思想上可以得到慰藉，生活上也能够有所照应。同时，鲁迅还与许广平商定，一到上海就正式同居。鲁迅时年47岁，在当年早就算作是个“老头子”了。

参照：广州物价与民众生活状况

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月薪为500银圆，5个月教授薪水共计2500银圆。

然而，由于物价的差异，1927年在广州的1银圆，其购买力只相当于北京的八折左右（078圆），上海的九折左右（089圆）。所以，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月薪500银圆，购买力相当于北京的400银圆，或上海的450银圆。即便如此，鲁迅在广州的经济生活也应该说是相当富裕的。

广州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还可见于邓中夏的《1926年之广州工潮》。该文就1926年普通工人的生活状况做过统计，指出单身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为138银圆，六口之家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为478银圆。

1928年以前，广州经济一直不稳定，物价飞涨。从1913年至1926年，物价总水平上升718%，平均每年递升425%（据《广州市志·物价志》等）。

1927年左右，上海大米0056银圆一斤，猪肉028银圆一斤，牛肉0173银圆一斤，土布一匹1银圆，即010银圆一尺，洋布009银圆一尺；北京的大米006银圆一斤，猪肉0159银圆一斤，牛肉0107银圆，洋布023银圆一尺（与四川省成都物价差不多）。

而广州在同一时期，大米0069银圆一斤，猪肉0401银圆一斤，牛肉0398银圆一斤，土布一匹440银圆，即044银圆一尺。

可见，广州的生活日用品价格明显高于北京、上海等地。

当时广州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小银币俗称小洋“双毫”，含银量的成色不足，大致上6枚小洋“双毫”可折合1圆大洋。

以银圆购买力而论，1926年1银圆的购买力，在北京约合2009年人民币76元，在天津约合68元，在上海约合67元，在广州约合60元，全国大城市平均约合2009年人民币68元。也就是说，这四大城市物价的比率为89∶100∶101∶113，上海物价比北京高出12％，广州物价比北京高出24％左右。1926-1927年广州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上海或天津的089圆，北京的078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