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夜雨、品苦茶，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和《鲁迅的故家》。击节长叹，其痛何如！唯赏鉴其文品之独特情趣，益发憎恶其人品之无耻无行。

周氏兄弟，五四齐扬；暗堕启明，辉耀长庚。友人常吁嗟：“假如知堂先生有勇气别妇抛雏、随三校教授跋涉至四南联大……或假如他虽沦落故土，却同俞平伯等守节独善……”

然而历史上是没有“假如”的！提出某一事件“假如不曾发生”这类问题，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史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弄清楚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且对它出现的前因后果，做出符合实际的说明。”

鲁迅说得最清楚：“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这真是不幸而言中了！周作人一度出卖其手足情义于家，二度出卖其人格节操于国；终于两度卖掉自由。第一回在1923年，第二回在1938年。

第一回已经在前文《鲁迅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中简略述及。周氏兄弟反目，周作人逼迫鲁迅及老母、鲁迅发妻搬出北京八道湾四合院大宅，这段恩怨已引发了许多论述。追其根源，有的归诸行为误会、有的归诸妇人谗言、有的归诸个性差异……但我认为，寻根究底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周作人、信子夫妇的经济生活要比长兄鲁迅阔绰得多。据三弟周建人回忆：主妇信子“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曾经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笔者注：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后嫁给周建人，不久又离婚)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也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

当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已是资深教授，月薪280银圆、兼职费220银圆，再加上稿酬、版税，月收入至少500银圆(合2009年人民币4万多元)以上，比当时的鲁迅更有钱，不像早先那样再需要长兄的扶持。一旦觉得从长兄身上难以再任意榨取，周作人终于翻脸不认人了。他所要独吞的，是八道湾的大四合院，在他看来，这才是比”兄弟怡怡“更值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