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鲁迅迁入西三条胡同新家(今鲁迅故居)后，于1924年6月11日”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时，遭到周作人及信子的辱骂和殴打。鲁迅忍无可忍，责之为小人、盗贼。这”二弟“的真实目的还不就为了尽量霸占兄长的器具文物？一句话，都是为了钱。事后鲁迅曾对许广平分析说：“周作人的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长兄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周作人“考虑”的首先是“新生活”必需大量钱财，权其轻重则不过是“钱”的轻重。

第二回是本文所要考证的。关于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录》等处再为自己辩解。例如，战火初起时朋友们劝他随众教授南下，他不肯走，说：“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法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另住别处，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孩子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我处)我只能苦住下去。”不走也不会充当汉奸吧，只不过必然要“苦”一点。他当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离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又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世杰)教长、蒋(梦麟)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做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可见此时尚有坚守民族气节、以“苏武留胡节不辱”为榜样的想法。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当然知道大汉奸洪承畴等鼠辈的千古骂名。再说，东洋指挥刀并没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胁呀，他自己回顾：“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请注意在这里周作人承认“经过考虑”，可见他是权衡过名誉地位、掂量过利弊得失，才下定决心“答应”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的。他反复“考虑”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泯昧良知就任伪职“督办”的呢？

后人不必揣测。还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揭开了这个老底。他一语道破了“考虑”的根本原因：

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

必须说明，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1200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2009年人民币36万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圆(合2009年人民币6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今日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

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