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奢侈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耗费至少700银圆。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天下鼎沸、国难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在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陡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

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做亡国奴，由此浩劫写出他的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元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词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元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200圆或最高2000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法到最后，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知弟莫若兄。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卖国贼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昏于权，文化汉奸周作人、钱稻孙、张资平昏于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