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马子死后的公元626年，从春到秋，阴雨连绵，发生了大歉收与大饥荒。老人含着草根倒于路旁，婴儿噙着母乳与其母一起死去，强人窃盗到处横行。社会几乎无力恢复生产了。公元644年有人蛊惑群众说，只要在东国的富士川沿河一带祭祀“常世虫”这样一种虫，就可致富与长寿。群众相信了，都争先恐后地捐钱祭虫，酗酒歌舞，引起大骚动。著者注：《日本书纪》卷二二，推古天皇

“三十四年正月，桃李盛开，三月寒，降霜。夏五月戊子朔丁未，大臣（按即苏我马子）薨。（中略）六月降雪。是岁三月至七月霪雨，天下大饥。老者食草根，死于路旁，幼者噙乳，母子均亡。又盗贼大起而不可止。（中略）三十六年夏四月辛午朔辛卯，降雹大如桃。壬辰降雹大如李。春至夏旱”。

《日本书纪》卷二四，皇极天皇三年

“秋七月，东国不尽河边人，大生部多劝村人祭虫曰，此乃常世之神，祭此神者可致富与寿。巫觋等遂诈欺并托神语曰，祭常世之神者，贫人可致富，老可还少。由是，益加劝舍民家财宝、陈酒、佳肴、六畜于路旁，并呼之曰，新财来矣。市井村落之人，取常世之虫置供龛，歌舞求福，舍珍财，未曾有甚于此者，靡费极甚。于是，葛野秦造河胜憎民为之所惑，而打大生部多。巫等大惧，遂停其劝祭。时人便做歌曰：‘太秦，神乎、神乎，闻其来，竟打罚常世之神。’此虫常生于橘树或曼椒。其长四寸余，其大如拇指，其色绿有黑点，其貌酷似桑蚕”。

（据黑板胜美编《训读日本书纪》)一旦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徘徊无着时，经常会发生此类事件的。部民的逃亡与其他形式的反抗也不断发生。

生产荒芜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5世纪发展起来的天皇和贵族对人民的统治体制即屯仓、田庄和部民制。天皇、皇族和贵族在这种体制下彼此竞相扩充领地与部民，而且将剥夺来的财富都倾注于对外征战和营造寺院等，从不图再生产，只顾加强掠夺就必然会引起这样的后果。社会动荡与人民不满的激化也必然使统治势力内部矛盾尖锐化。继苏我马子之后的苏我蝦夷及其子苏我入鹿，更加致力于扩充领地，甚至还征用天皇及贵族们的部民，还摆出一副自己就是天皇的面孔。于是反对苏我氏的各派势力都集结到中大兄皇子（公元614—617年）和中臣镰子（即后来的藤原镰足〈公元614—619年〉）周围，策划推翻苏我氏。这一矛盾从根本上说，是整个社会体制危机的结果，因此，就不是像过去那样以宫廷势力斗争所能结束的。而在推翻苏我氏之后，再不废除延续下来的天皇、皇族和贵族们的占有部民制的本身，要想控制人民就会更加困难，占有部民的人们会争夺不休，最终也就会导致整个统治阶级同归于尽。那么，废除这种制度后，采取什么样的体制？高向玄理与南渊请安对这个问题的规划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实地考察过中国唐朝灭隋朝、制定律令，以法律和官僚制统治了大帝国。新罗也仿效唐朝统一了朝鲜。因此，就把“法制齐备的大唐国”定为新国家的模式。事实上，不管是官僚制，还是按户籍组编人民并划区统治，这些新体制的萌芽，在日本也已部分地出现了。

公元645年6月，发生了政变。中大兄皇子们在太极殿（朝廷的办公厅）杀了苏我入鹿。苏我蝦夷放火烧了他的邸宅，烧了《天皇记》与《国记》等，并自焚身死。中大兄等立即令苏我氏拥戴的皇极天皇退位（这是废天皇之滥觞），另立孝德天皇，中大兄当皇太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子与左大臣和右大臣一起成为新设的内臣，两个人掌握了全部政权。随后，又仿照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开始制定年号称大化元年。准确地说是称做元号，而定年号则称做建元。元为“元始”之元，意为“开始”，用意是在新的君主治世之初，就同时建立其治世的名号，以显示君主的权威。人们使用元号就表明要服从制定元号的君主。日本所以在此时开始正式确定年号，其意就在于表示作为建元者的天皇是日本全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