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九成左右为等外户

如将“庸”与“调”折算成大米，再加上作为“租”缴纳的大米，三者合计，估计平均占到每户“口分田”总产量的两成左右。这个比率，如与德川时代农民的贡赋率达产量的四至六成相比，看起来是很轻的，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口分田”的产量仅仅能勉强维持一家的口粮，因此，税虽只占两成，却也是相当重的了。此外，公民还要被课以极重的徭役劳动。

徭役的第一项是兵役。在长达40年期间里，每隔3年或４年一次，就须自备粮食与武器当60天的军团士兵（该年可免服其他徭役）。有的则被送至九州当3年的“防人”，有的则在京城当1年的“卫士”。被征当兵是群众最痛苦的事，甚至有“一人被征兵，一家皆灭亡”的说法。

徭役的第二项是杂徭。“国司”和“郡司”每年能使役正丁的期限为60天，次丁为30天，中男为15天。但任何地方都没有恪守这个期限的保证。

此外，还必须按每50户2人的比率抽调“仕丁”（役丁）到京城为朝廷服3年劳役。另外，作为“租”缴纳的稻谷要送入郡的仓库，畿内和京城附近各国还要将其一部分脱粒运至京城。“调”与“庸”的物品也都必须运至京城。为运送这些物资，在来往途中所需的食粮、运载物资的牛马费用等都要由公民自负。这也是一种极为痛苦的徭役。被征用的运输人员上路时尚能勉为其难地完成，但因粮绝或因劳累过度和患病等原因死于归途的也是有的。还有就是被征来京城营造或耕种官田，这称为“雇役”。这不是无偿徭役，而是给予口粮与微薄的工资，但却是强制劳动，人民是不得拒绝的。

如将“租”“庸”“调”及各种强制劳动合起来，就可以想象出人民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的了。当时人民按生活水平从上上户到下下户以及等外户共分成10级。根据公元730年越前国的记载，九成以上为等外户。公元750年，据安房国的记载，将近八成为等外户，下下户也占到一成五以上。所谓等外户也就是立即需要救济的。有名的山上忆良（公元660年？—723年？）的“贫穷问答歌”著者注：其中的一节是“蓬荜倾斜屋，人卧草上。父母在枕边，妻子坐足下，围相拧愁眉。炉灶无炊烟，蛛巢筑甑中。无意为饭食，枭鸟几凄厉，喧嚣撕裂声。挥舞笞杖具，五十户长（官更名——译者注）声，呼喊奔卧处。世道如此，复何可言。”所描绘的情景不能说是偶然触动诗人心弦的例外。

在这样的贫穷情况下，人民在春天就把稻种吃光的事也并不稀奇。于是，政府就向人民贷稻种，而到秋收后则要加上利息偿还，而利率则为50，这称做“公出举”，民间的“私出举”利率竟达100。“公出举”似乎是为了公民的生活和维持再生产，但实际上则是国家充当大高利贷来剥削人民。同时，也是国司肥自己私囊的手段。随后，这又成为对不愿借债者强制贷予并收取利息，从而构成朝廷财源之一的捐税制度。

公民的阶级性格与律令制的历史意义

束缚于“口分田”上遭受国家无止境的剥削的公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民”，这是很清楚的。他们究竟是国家的农奴，还是国家的奴隶，这在学术上是有分歧的。我像多数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公民本质上是国家的一种奴隶。因之，律令制社会应看做是一种奴隶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