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文化的特征（三）

——群众文化的萌芽

随着地方领主、名主与武士阶级逐步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并进行联合，其生活也反映在贵族文化的作品当中。10世纪中期“将门之乱”发生后，就以日本风格的汉文创作出该乱的始末《将门记》。著者可能是东国的无名僧人。《陆奥话记》是描述自此一个多世纪以后发生的“前九年役”的。该书是由京城可能是“领取”（国司）类的官员据“国衙”内报告和“众口之言”仿效《将门记》体裁创作的。在此稍后，似乎是院政初期写的《今昔物语集》中，则汇集了很多生动描绘地方领主、自耕农民以及“下人”的男女们的与“末法思想”完全相反的、充满蓬勃生活气息的口头故事。由于是摄关家和院政都须仰赖武士阶级实力的时代，即使是在京城的贵族，也得对这样的口头故事有所关心吧。

美术也与佛教和文学一样，显示着这一时代文化的三大特征。平安初期的美术，仍是继承前一代单一的佛教美术。但它却反映出佛教的日本风格。在密教的不动明王像及其他绘画和雕刻方面也显示出不同于仿唐式的独创的因素。平安中期以后盛行绘制来源于贵族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画与阿弥陀像的造型。安放这些绘画与塑像的寺院，都采取贵族邸宅的样式。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表现庄严与威力，不如说是追求柔和的美感。塑造平等院阿弥陀像的定朝（公元？—1057年）就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家。

从10世纪后半期，贵族邸宅的建筑格调也完全脱离了唐式，发展到以长廊连接主房（“寝殿”）和东西厢房群（“对屋”与“钓殿”）译者注：“对屋”为主房东西第一座厢房。“钓殿”为东西第三座厢房，临近大门。并在房院中央建有水池的“寝殿式建筑”。这些房屋内部未设间壁，如需要，则用纸制拉门（障子）或屏风间隔起来。想必冬天一定是很冷的。从美化这些纸制拉门和屏风的要求出发，就产生了以贵族常见的景致为绘画题材、以简洁的笔法但描绘得色彩鲜艳的装饰画。相对中国风格的绘画题材与笔法的“唐画”而言，这种画称为“日本画”（“大和绘”）。另外，用这种画法将一出出的故事场面画在一张可卷起的窄长的“卷纸”上的画称做卷画（“绘卷物”）。

现存“绘卷物”的最高杰作是《信贵山缘起绘卷》（12世纪中期的作品？）。该故事的梗概是信浓国出身的清贫的“圣人”名为“命连”，以强大的法力惩办了欺人的“长者”（大名主）并治愈了天皇的病，拒绝了天皇要赐予他的高官和大庄园，与从故乡来访的姐姐（尼姑）一起，仍旧充当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清贫的“圣人”继续修行。此外，该画还将大名主、普通农民、贵族及其他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与生活以及生产的场面也都栩栩地展示于画面上。这种充满了群众性主题和力量的画法所反映的就是从贵族时代已开始向新兴地主阶级时代过渡的社会。

这种过渡在音乐与戏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平安时代贵族的音乐，主要的是将来自中国的乐器与乐曲的管弦乐，按照他们的喜好改编的。11世纪时曾风行民间的歌谣“催马乐”，不久，又流行称为“今样”，由“白拍子”（妓女）在宴席上演唱的歌曲。另外，农村的“田乐”也曾风靡京都。最上层的贵族，甚至头戴田乐用的斗笠招摇过市。

这种现象与自由商业（尽管还不全面）开始形成有关。基于公地公民制的“租”“庸”“调”制崩溃后，地方群众的手工业产品的大部分不再为朝廷所征调，当然，有一部分还是被“国衙”和庄园的“本所”与“领家”所征调，这就终于形成了一个自由社会分工得以发展的条件。从11—12世纪，在富裕的名主阶层中，农业与手工业剩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专做这种生意的行商沟通了京城与地方。在这里，也产生了不同于京城统治者与地方被统治者关系的性质全新的城市与农村的交往关系。这大概也是城乡文化交流的道路吧。只是在12世纪，这还只不过是一点萌芽而已。

另外，天台与真言二宗的分支寺院，虽为中央收取地方物质财富的机构，但在普及文化上大概也是起作用的。相比之下，净土信仰的“沙弥”与“圣人”对地方文化的贡献就更大些。然而，就是在地方上也建造了如同12世纪陆奥的藤原氏所建“中尊寺”那样不亚于京城的壮丽的大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