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中期，以藤原道长与藤原赖通时代的紫式部（公元978？—1016年？）的《源氏物语》为顶峰的女性作者的作品，标志着由此发展起来的贵族文学的全盛期的到来。《源氏物语》在其五十四帖（卷）的长篇中，以充满柔情的独特的优美文章描绘了各层贵族男女以恋爱为中心的不同生活和心理状态，有一部分也对人作了敏锐的观察。与紫式部同时代的清少纳言（生卒年不详）的随笔《枕草子》，从文学和思想的高度而言，远不能与《源氏物语》相比拟，但却是简洁地表现了宫廷内外生活并以横溢的才华观察了大自然。该书是日本文学中随笔的创始。

在和歌方面，继《古今和歌集》辑出之后，又辑出了敕撰歌集。在《古今和歌集》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即智力技巧以及耽于词藻的诗歌增多而缺乏诗的感染力。其中与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几乎是同时代的女官和泉式部的奔放而又爱欲横流的告白的歌集与日记也大放光彩。

另外，紫式部的日记中，有的地方也鲜明地描绘了宫廷女宫的个性。藤原兼家妻子的《蜻蛉日记》（公元974年前后创作）则描述了一夫多妻的贵族社会女性的苦恼。文学上对这样的个性和个人内心的探索也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

“日本式”文化与“国民”文化

全盛期的贵族文学中出现的不论是舞台还是出场的人物，都是京城及其周围的贵族。《源氏物语》中虽出现过主人公须麻吕隐居的场所，但既不是描写该处实在的自然环境，又没有叫群众出场当配角。他们的文学不论是在地区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封闭在狭小的世界里。《源氏物语》虽是五十四帖（卷）的长篇之作，但变换也不大，而是相当单调。《古今和歌集》及其后的诗歌作者都局限于皇族和贵族。诗歌也就像按一定模式分了类一样。而且，在这些文学中，天皇既不是“现人神”，也不再是个绝对的权力者，而只不过是贵族中的首脑。这一切就是下述情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即在律令体制下，神权式的天皇制度变成了摄关政治，而这种“政治”如前所述，实际是意味着不理政事，贵族最关心的事就是在京城享乐，也是他们唯一的生活。

这种文学的顶峰之所以为女性所创造，是因为在上述贵族社会里，始终受到优越生活教育的女性，较之男性更具备着回答该时代文学艺术的条件。紫式部等人虽天资聪颖，但因身为妇女，无升迁之望，更由于是中下级门第之女，对后妃宝座也无从问津。她们是一夫多妻制的牺牲者，集中承受着贵族社会的矛盾。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她们才注目于社会与人类，才将其才智与热情集中到文学上来。此时，假名文字本不为男性所必用的文字，但对女性却无装腔作势的必要。因此，以假名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所思所感，这也是女性得以达到贵族文学顶峰的重要条件。

与神权式天皇制转变成摄关政治与院政相对应，自《日本书纪》以来，朝廷的所谓正史的编纂，最后也以10世纪初编起的《三代实录》而告终结。以后的历史著作就都成了根据个人关注所做的事情了。当摄关家全盛期即将结束的11世纪中期，估计著者是个女官，由她首创的以假名文字编写了日本文体的历史《荣华物语》。该书以编年体写了继《三代实录》以后从宇多天皇到堀川天皇15代的约二百年历史。但主要部分都是颂扬藤原道长与藤原赖通的。随后，在院政期又出版了《大镜》。该书意图是写藤原道长一代，但却从藤原氏开始兴盛的文德天皇朝代起笔，以藤原道长全盛时期结束。它创造出以四人对话进行叙述的独特的好形式。从各种不同角度，全面地观察各类人物与事件。因此，它就不只是赞颂藤原道长，多少还夹杂些批判。不拘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学，都比《荣华物语》高一筹。但是，该书除平安宫廷及其贵族世界以外，也全然不屑一顾，地方骚乱及勃兴起来的武士，连一行也没写。平安贵族文化，就非舶来文化这一点而言，确是“日本式”文化。但这种“日本式”，除使用文字以外，完全是脱离国民大众的贵族世界的文化，而非国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