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惣”在非常之际，也是武装起来与领主战斗的群众暴动的组织。即使在小农发展还没有达到像畿内那种程度、村自治组织的“惣”还未能发展的地区，上层百姓名主也都转化为“地侍”，并且是不问领主的异同，整个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了“党”和“一揆”。庄园的收租官在“惣”和“一揆”面前，也的确无法招架，就是“守护”也在村民的强有力的抵抗面前屡屡败退。例如在若狭国，在公元1351—1361年期间，由于受到“国人”的“一揆”的反抗，就换过15个“守护”。公元1366年一色范围赴该地任“守护”，才勉强地挫败了“国人”的抵抗。

在山城、大和和近江等农民阶级分化发展与商业发达的地方称为“马借”和“车借”的交通运输业者及其所属的劳动群众也发展起来。他们为反对新设关卡，或者反对与幕府相勾结的酿酒业与土仓的掠夺而发动了勇敢的大型斗争。足利义满死后10年的公元1418年，京都附近的“马借”就要求德政（即勾销他们的欠债）而闯进了京都。以此为开端，要求德政的群众暴动也就屡有发生了。

公元1428年（正长元年），从夏至初秋，正值稻米青黄不接时，饥荒蔓延，社会益加动荡，近江的“马借”为要求德政而暴动。继之，京都市民及其周围的农民与“马借”也同样要求德政，并袭击神社与寺院、酒坊与土仓，破坏了房屋和仓库，撕毁了借据，还任意取走典当的物品。暴动迅速波及畿内一带。大和国神户乡的农民将不承认正长元年以后的债务之意刻于石头上以宣告德政。身为庄园领主的奈良大乘院的僧正在日记中记述说“整个日本无处不德政”的这样一种暴动乃是“凡亡国之基莫过于此，日本开国以来，土民暴动以此事为始”。这就叫“土一揆”（“土民一揆”的简称）。

公元1429年正月，播磨国的“土一揆”与国人的一揆联盟，高喊着国中“不许有武士”而与“守护”的大军战斗。同年，丹波、伊势和大和国也有了“土一揆”。从此，直到1434年，每年照例都要在畿内和京都附近的某些地区爆发“土一揆”。以后7—8年虽较为平稳，但以嘉吉之乱（下详）为开端，“土一揆”之波再度高昂起来。

“土一揆”不像过去那样以一个地区的领主与收租官为强诉对手，而是整个农村和市民群众为反对幕府、守护大名，庄园领主以及与之勾结的全体商业和高利贷者的暴动。在日本历史上，劳动群众的团结与斗争终于开始攻击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利了。

律令制下的人民的斗争，都是个别地放弃口分田逃亡，或者是谎报户口，尽量少报须负担重徭役的家庭成员如正丁和次丁等，或者只缴纳粗劣的“庸”“调”物品，以使公地公民制即一种国家奴隶制瓦解，并促成了庄园、名田及在各该庄园与名田的私人奴隶制与农奴制。这些庄园与名田的农民和下人的斗争形态，终于发展到以武装集团来对抗国司们了，而且，这种力量使古代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大名主和在乡领主以这些农民为农奴，组织起新的生产关系与农奴制，自身还形成为武士集团，接着又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权即镰仓幕府。镰仓时代的农奴式群众逐步地发展了不管是否同属一个领主的村落联盟，并以经常集体逃散的方式与领主对抗，也用农民运动的方式和实力进行斗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与交通的发达，就成了农奴式群众扩展地区性联合的条件。到了15世纪，“土一揆”的群众暴动，终于把庄园制与奴隶制的残余一扫而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