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 息

大生的机器在日夜轰鸣，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

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白银。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云也烟消云散。1899年年底，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

“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张謇笑着说。刘坤一接过棉纱，仔细翻看后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话虽如此，南通的庞大事业，靠他一个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他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詧，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

大生初创时，除了创始人张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当地花布商，高清是当地木材商，徐翔林是当地典当商，他们都是当地知名商人，与张謇差不多都有10年以上的交情。他们都以个人银钱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业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大生得以度过艰难的初创岁月。

开机两年后，1901年2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这时，大生纱厂的经营已经走上正轨，但此时，创业团队内部的摩擦开始显现，特别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沈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但度量不够，不能与其他董事和平共处，不利于大生长远发展，痛苦斟酌后就批准了。

沈敬夫离开不久，张謇的三哥张詧进入大生，此后日常事务就由他掌管。随后，其他大生创业元老也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

张謇虽是大生的精神领袖，但平时不怎么过问厂里具体事务。曾有女工回忆说：“四大人是大个子，四方脸，白白的。他不常到车间里来，可是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有通知，工头就急忙叫我们快快揩车子，扫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里没人带，就把伢儿带到厂里。伢儿们坐在放纱的柳条筐里，厂里专门安排人照看，张謇见了虽觉得不像话，但也没说话，眉头一皱也就走了。

张謇的三哥张詧虽是花布商出身，但精于盘算，又做过官，执行力相当强。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先生”，干练但不免有些专断。大生从此形成张老三主内、张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几年没有变动。

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股东们的背书。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 000两白银（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由于采用“绅领商办”的形式，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大生纱厂的股东，除官股外，商股股东很杂。除了沈敬夫等创业元老，张謇后来招募的商股，绝大多数来自当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荫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对纱厂的日常管理没有兴趣，对什么产业救国也不关心，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额股息。这一点，倒与官股不谋而合。 

因此，建厂之初，张謇就与股东们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从1899年正式开机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积累，利润几乎全部分红派息，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发息。有了丰厚稳定的高息红利，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

现在好了，张謇终于在大生集团内部彻底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没有人在耳边唧唧歪歪了，以后厂里大事包括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几乎都是张謇一人拍脑门说了算。就这样，公司制在状元郎的手中彻底走样。

当时正是大生的上升期，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谁也没去好好想过：这样分干拿尽，近似于竭泽而渔，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企业拿什么去抗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