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 股  

状元经商，就像秀才带兵，听着就不怎么靠谱。

商人经商靠钱，官员谋私靠权，状元下海靠什么？面对状元经商的种种质疑，张謇的回答是：自强不息。他曾对儿子说过，他“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

下海的张謇，身份很特别。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当时敢轰轰烈烈办厂的，也就是这两类人。前者如盛宣怀，挟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势，利用大量国资创办招商局、电报局；后者如唐廷枢，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洋行买办，唐不仅积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后更有一呼百应的香山商帮的支持。

张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给了张謇一个头衔；而张謇本人，除了实业报国的雄心和状元这个招牌外，并无万贯家财。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张謇类似官、商之间的桥梁，但桥梁不是那么好当的，有的买账，有的不买账。这一点，很快就在纱厂募资中暴露无遗。

不错，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与地方官僚协商动用地方财政资源。但在面对社会时，他的资源很少，号召力也没法和唐廷枢相比。

大生纱厂初创时采用当时流行的股份制，每股100两白银，计划招集6 000股，募资60万两白银。

一开始，官招商办，包括张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内的南通籍的朋友和几位上海买办愿意投资入股，分别叫“通董”和“沪董”。其中，通董认购四分之一，沪董认购六分之一。张謇自己认购20股，但他自己实际上只能拿出1 300两，剩下700两是沈敬夫帮他垫资。

通董比较实在，纱厂选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开始垫资建房。沪董的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不久他们又找借口集体打起了退堂鼓。沪董们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的理由是当时上海几大纱厂均因种种原因亏损得一塌糊涂，他们怕入股后钱就像扔到水里去了。

不得已，张謇只有与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从官方想办法。这时，刘坤一想到了张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价值60万两白银的纺纱机器。这批机器早在多年前就已从英国运到中国，扔在黄浦江边无人问津，只是用芦席盖着，风吹雨淋，锈迹斑斑。刘大帅想，把这批机器作价50万两白银让给张謇，既可满足新科状元办实业的愿望，又可盘活这笔国有资产，可谓一举两得。但就是这批生锈的机器，也被半路杀出的盛宣怀分去一半。至于办厂的其他资金，刘大帅可就只有口头鼓励，没有实际支持了。

就这样，大生纱厂由官招商办变成官商合办，官商各领一半，官方以机器作价25万两白银入股。但当时官商合营的企业几乎没有不亏损的，连大名鼎鼎的招商局也差点破产。官商合办弊端太多，民间商人听说后几乎无人敢投资。于是，张謇又与刘坤一商量，改官商合办为绅领商办，在这种形式下，官股只“按年取息，不问盈亏”。

绅领商办其实质和商办无异，但作为领办者，张謇的话语权就大大提高了。但权大责任也大，剩下的近25万两白银的商股就要靠张謇自己想招了。张謇没有想到，说服人投资那么难，大生募资之旅近乎乞讨。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他们甚至连当地道观的有限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白银），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白银，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在招股过程中，张謇被各色人等涮过多回，最著名的就有4次，其中最让张謇伤心的是受到盛宣怀的忽悠。

当初，盛宣怀在分领官机的时候曾答应帮助筹资25万两白银，双方还订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盛宣怀却开始支支吾吾，始终没能兑现当初的承诺。特别可恨的是，一次，张謇到沪催款，盛宣怀佯称正在筹集，要张謇为他写字题词。张謇这个老实人信以为真，不辞劳苦，写字两个月。状元书画还是挺畅销的，盛宣怀总计卖得两万多两白银。可到了最后，这家伙仍是一毛不拔，气得张謇恨不得当场跳楼。

1899年开机试生产时，大生纱厂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白银，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情急之下，半个月内，他给刘坤一连发了5封信，乞求用少量的地方公款以解燃眉之急。刘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树堂将存在典当行的地方公款转存到纱厂，以先应急用。这对汪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汪却故意刁难，甚至煽动乡绅秀才发难，差点让纱厂被地方民众纵火烧掉。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的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都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指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股的发行方式）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