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盘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抢手，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亏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行业。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白银，二厂亏损31万多两白银；一厂负债709万余两白银，二厂负债125万余两白银。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其实，这一切并非来自一朝一夕，危机苗头其实早已存在。

一般学者认为，这次行业性危机源自外来冲击，因为一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但发生危机的当年，洋纱进口只有107万余担，反而低于1918年的118万担。因此，外来冲击说很难服人。

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早已露出苗头的生产过剩。

1922年以前的数年内，国内棉纺业一直高速膨胀，纱厂由战前的55家发展到65家，纱锭由55万枚增加到163万枚纱锭。不少“卷土重来”的日资纱厂扩张凶猛，从战前的5家工厂、11万枚纱锭，增长到1922年的25家、67万枚纱锭。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容纳程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供过于求的矛盾一直在激化。生产过剩的危机之所以在1922年爆发，导火索是棉贵纱贱。

这些年，纱厂用棉由战前的143万担增加到1922年的469万担，而国内棉花种植根本跟不上，加之1921年秋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发生水灾，棉产锐减，原料大战更加激烈，棉贵纱贱导致业内多数企业陷入亏损状态。

具体到大生纱厂，则是多年积累的问题的集中发作。

这些年，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两白银。张謇以一己之力建设南通新世界，而支撑这一伟业的就是大生集团。从此，大生集团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资本的运用经常服从于张謇个人的热情和理想，大量资金被抽调到那些公益事业中。只有输出，没有回报，大生的基础早已不足以支撑。

因为没有计划，大生这些年的投资过快过乱。当时，除了纺纱分厂越开越多外，张謇还向交通运输、酿酒、榨油、制皂、制铁、电话乃至印刷出版等行业全面出击，用他日后自我检讨的话来说，就是“急进务广”。但是，超生、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大多都经营困难，不仅对主业毫无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大的债务黑洞。

大生集团本身的管理也是问题重重，人才少，管理乱，跑冒滴漏严重。离开大生后，刘厚生曾感慨万千：“大生各实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张家兄弟请示，但他们对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让人钻了不少空子。集团内人才匮乏，特别是各盐垦公司，除了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过，过度分红、杀鸡取卵才是让大生走向衰败的致命毒药。不过，过度分红、杀鸡取卵才是让大生走向衰败的致命毒药。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3%，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10%的。通州人总以多付股息为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原理，风险非常大。”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的注意。

其实，张謇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分干拿尽是张家与大生股东的一项约定，不然当初如何能顺利确立张家在大生集团经营管理上的绝对权力？这副毒药当时吃起来很甜蜜，现在药性发作了才追悔莫及。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说：“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不仅在纱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那时人人都说好。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了，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不是典型的众口铄金吗？！”

其实，大生集团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没有公积金，加之销售不畅，导致现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过于及时注资，然后资产重组。据当时日资机构调查，只需注入400万两白银的流动资金，大生集团资产即可全面盘活。

为拯救大生，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主儿，只会锦上添花，这时候哪会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

时来天地同发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时的张謇，真的大有身陷绝地之感，也更加体会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1925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得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的不幸，其实正是文人经商的悲哀。也许，张謇本人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更像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而不像是一位注重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家。不计成本的政治家张謇被鲜花与掌声包围，而面临亏损的企业家张謇的危机却在悄悄逼近。

在理想与成本之间，毕竟需要一个权衡。这一点，日本人也许比中国人更清醒。有人说，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实业救国上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依据经济规律，做好实业本身就是救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实业与救国割裂，把实业看做是救国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