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考虑款巨期长,增加半厘所亏非浅,决定暂不签字。恰在此时，宋教仁被刺，国民党指责袁世凯为幕后凶手，开始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自知战事不免,而打仗就是烧钱，因此，袁大总统敦促周学熙尽快与外国银团妥协。

就这样，磨蹭了近一年的“善后大借款”谈判很快敲定。当年的4月26日，周学熙与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交部部长陆征祥一起，在宪兵的保护下，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5国银团签订了一项2 500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

那天，正是宋案证据宣布的日子。几乎与此同时，周学熙受命给黄兴发了一份电报，电曰：“黄先生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行咎自责，唯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

这封电报的霸道是不言而喻的，其无异于北洋政府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宣战书，自此，南北战争的导火索点燃。

1915年3月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后，因周学熙反对帝制，周、袁两人关系开始疏远。

一开始，袁世凯希望以私人感情打动周学熙。他说：“缉之，我已经老了，我的先代没有活过59岁的，我已57岁，看来离大限也不远了。我一直想摆脱艰巨的责任，归隐于洹上，安度晚年。可是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人民把国家重担交给我，我不敢因私废公而推卸责任。现在举国上下，到处都有人推戴我做皇帝，我实在是无此打算，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皇帝，我是不要做的。”

停了一下，见周学熙猛地抬起头，眼里放出希望之光，袁又连忙说：“不过，民意不可违呀，我也是十分为难。可大家不听我的，非要我做皇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周学熙的目光又渐渐黯淡下来。

在这种情形下，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批准他到北海养疴。 

从 商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

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周学熙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锭共10万枚，资本总额1 000万元，官股4成，商股6成。

呈文要求官方股息8厘，由政府保息5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这套做法与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初创时的思路几乎全无二致。

袁世凯自然知道这是谁的主意，为了笼络周学熙，他心照不宣地一一照准。身为财政总长的周学熙当然同意保息、免税，只有专办30年一节系由农商部核批，被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挡了回来，张自己就是靠办棉纱厂起家，当然知道其中利害。

华新五厂中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80万元订购纺纱设备，并让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周学熙也辞去财政总长职务。眼见时局不稳，天津纱厂商股股东们对办厂开始抱观望态度。

不久，农商部一个叫陶湘的官员，突然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上书：弹劾华新公司督办周学辉，说他办事不力，所招商股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以致纱厂长期不能开工，造成官方出资无法收回。因此，他建议裁撤周学辉的督办之职，改由财政部接手，全部官办。

这一突然袭击让华新公司的商股股东们大慌手脚，他们急忙连夜开会，集体向返津居住的周学熙讨主意。周学熙久经宦海，当然知道陶湘这个无名小卒不过是受人指使，背后的主谋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时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

曹汝霖这个海归财务总长虽有卖国之嫌，但对战争期间纱厂获利的前景却也看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就想以商股股款未交齐为由，借题发挥，摘走华新纱厂这个马上就要获大利的“肥桃”。

为堵住曹的嘴，商股股东主动“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周学熙也及时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

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商股创办人趁机紧急筹款。周学熙兄弟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一阵忙乎后总算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自1919年1月正式生产后，华新天津厂即获得高额利润，当年获利高达140万元(该厂资本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年底4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了3个纱厂。

同一时间，这种成功在张謇、荣氏兄弟那里也在上演。之前，外国资本困于一战而无法东顾，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段。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其说得力于人和，不如说是受益于天时。　

纱厂走上正轨后，周学熙曾四处周游，放松一下长期紧绷的身心。1916年，周学熙来到了北戴河，开始创建趣园。在北戴河，周学熙每日寄情山水，吟诗弄画，但并不是完全消沉隐退，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实业上。

1922年，秦皇岛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启动了，周学熙开创的中外合资企业——耀华玻璃厂正式注册。

当时玻璃已在中国广泛使用，但国内玻璃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进口，每年大约要花费600余万两银元。而早在1914年，世界第一座采用弗克法生产的玻璃工厂就在比利时建成，此后，该项专利权售给希腊、德国、日本、美国等12个国家，玻璃制造业在西方国家风行一时。 

周学熙与比利时素有交集，当他了解到用弗克法生产玻璃质量优良、生产效率高时，即有心引进此项技术，筹建中国自己的玻璃厂。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中拨付。

这种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方式，在当时还不多见，算得上是周学熙的另一项创举。

首先，与其他各国相比，中方买得弗克法专利权的价钱并不高，而建厂起至1936年，盈利远远超过专利款项。其次，耀华购买后，比方不得再售予任何国家或个人在华建厂，而耀华则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另建新厂。这种买断专利权的做法对耀华的发展和中国玻璃工业的前途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2月，周学熙建议成立了实业总汇处。该处是由周学熙直接领导的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和周学熙的儿子周叔迦管理的普育公司(机器制造厂)联合组成的，分设机要、稽核、统计各科，是各公司“筹划及考核”的机构，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的总管理机关。至此，周氏企业集团正式成型。

毋庸置疑，周学熙是华北地区兴起工业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天津得以与上海、武汉三足鼎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主要的三大工业中心。因为出身相似，亦官亦商，周与下海经商的末代状元张謇并列，人称“南张北周”，但从对时局与整体经济的影响而言，周事实上是要胜过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