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佛

因为种种原因，实业总汇处仅仅搞了一年就宣告结束。其中，曾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一次，启新公司股东开会，身为大股东之一的袁世凯家族也派人参加。会上，周学熙与袁家八公子意见不合，对方竟然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而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妹夫。

这件事让周学熙很受伤，不久他就宣告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

纵观周学熙一生，其纵横政商两界，不仅仅是依赖自身务实的能力与个性，还因为他本身就是北洋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其父周馥在政商两界庞大的人脉几乎全数为周学熙接手并整合利用。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子，一个关系错综复杂而又相对封闭的贵族圈子：一群出身晚清官僚，身兼商人、文人和官僚身份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持了清末民初的政、商、学界。他们互相通婚，成为世交，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后来北洋政府的核心力量。

就周家来讲，清末邮传部尚书、民国时期的京沪铁路总办沈云沛的孙女嫁给了周学熙的长孙周绍良；周馥的女儿嫁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八儿子；曾任帝师的官商孙家鼐的孙子娶了周学熙的女儿；北洋大臣杨谦益也是周家拐弯的亲戚……

但是，随着老一辈的不断离世和新一代官僚的不断上台，周学熙觉得自己对这个圈子的影响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也许才是他最终主动激流隐退的根本原因。周学熙一生是辉煌的，到了晚年他觉得心力交瘁，最后选择主动放弃，这样的放弃是明智的。

这年夏天，身心疲惫的周学熙到北戴河避暑。年近花甲的周学熙参透了人生的起落浮沉，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海浪波涛，回想自己几十年的流转生涯，突然顿悟“世间万物空如洗”，心中油然而生隐退之念。下面这首写于北戴河的小诗，真切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昔营小筑东海上，倏忽寒暑已十更。数椽茅屋虽云陋，千树槐柳午荫清。问余胡为甘寂寞，自来幽趣无人争。放眼不触尘埃障，侧耳不接市井声。槛外凌波沧溟小，杯中倒影星辰倾。”  

隐退后，周学熙就在天津孟庄三多里的周公馆隐居。周公馆始建于1915年，紧靠墙子河岸边，约10亩余，是一组极能体现房主人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这座公馆不仅伴随了周学熙的晚年时光，还给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带来了创作灵感，创作了著名话剧《雷雨》。

1935年8月，在天津师范学校的礼堂里，首演了这部名叫《雷雨》的话剧。这部话剧一上演，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个发生在周公馆的故事，立刻让天津市民联想到了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周学熙。其实，周家和剧情毫无关系，曹禺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周公馆很大的古老房子形象。

退隐后，周学熙为家乡做了大量的好事，如捐资兴建农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出资让乡民开发荒山，种树种茶；开办商业讲习所，学员学成后送到他亲手创建的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作；开办医院，免费救治乡民。这些善事义举，让东至人至今受益。这一点，“南张北周”倒也很像，只不过这方面张謇却要胜过周许多。

周学熙不仅是大实业家、金融家，还是一个大收藏家。

1908年，周学熙获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间的坊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杜陵诗史》），周学熙爱之如子，以红木匣子精心收藏，并在红木匣子上刻上得到本书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考证心得。这部《杜陵诗史》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属宋版宋印，而且汇集了宋代文学家王禹称、王安石、沈括、苏轼、秦观等70余人的注释和评语，遍钤明清两代藏书大家的收藏章和鉴赏印，以其资料之珍贵令学界震惊和欣喜。况且印本本身确为“字大如钱，纸洁如玉”，是藏书家心中的极品，又是孤本，所以视之为“价值连城”并不为过。后来，这部书几经折腾，“文革”时期转手到了苏州市图书馆善本室，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多亏周学熙当年识货，将其收下，成就一段藏书佳话。

除此之外，周学熙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闭门念佛，他曾自称“松云居士”。

周学熙最早的佛缘，来自母亲早年的教诲。那一年，周学熙第4次落第，心情极为失落。27岁的周学熙自觉前程无望，平日里未免有些浮躁不安。

一天，周老夫人把周学熙叫到跟前，开导他不要急于求成。不料，周学熙脱口答道：“娘说得极是，可儿子担心德浅福薄，无法光耀门楣。圣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娘一声喝断：“胡说，圣人这句话可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德和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自己修来的。你这样说就是心还没静下来，不静就无法空，没有空就没法悟。我看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死读书，倒是随我念念经，等有所悟的时候，再去读书也不迟。”

从此，周学熙除读书外，又多了一门随母亲诵经的功课。周学熙最大的一次佛缘，结于安庆迎江寺。

一次，周学熙乘船去武汉，船过安庆，想起老母亲的嘱托，便信步上岸，一路寻访到迎江寺。住持月霞盛情留餐，周学熙无法推辞，只得入席就座。两人交谈时，听见远处客轮鸣笛离港。不得已，周学熙当天只好在寺中住下。

第二天，电报发了过来，那艘客轮当夜在九江附近触礁沉没，船上乘客多有伤亡。周学熙惊出一身冷汗，对迎江寺对振风塔对月霞方丈也更多了一份感激。1918年，周学熙回到家乡，自己带头出巨资，并动员地方官员及绅商捐助，对迎江寺进行了大修。

正式隐退后，周学熙在家中专设佛堂。在木鱼声中，伴着缭绕的香火，周学熙享受着独处带来的孤独与快乐。他的后人似乎也追随着他归佛的脚步。20世纪30年代，周学熙让自己的三儿子周叔伽去武汉办机器厂、学做生意，结果这个同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在3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干得一塌糊涂，从此在青岛闭门3年，通读《大藏经》，成为一代佛学大师。

1947年８月，周学熙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北平（现北京）的寓所病逝，终年82岁。去世前，他曾题诗一首，警示子孙：

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

周家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周学熙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有学问的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

有人这样为周家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亦官亦商；第三代人经商兼做学问；第四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五、六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